文/本刊记者 侯耀晨
蝉联2021—2023年度首富的钟睒睒想要静一静。
他认为：2024年新首富张一鸣没有依法给他机会。
记者出身、富甲一方的钟睒睒深谙人前显贵之后的藏名之道，以及传统媒体和大众传播的运作规律。
然而，在新的技术巨头面前，他体会到一种宿命般的空乏无力。
近期，钟睒睒一改多年来的低调姿态，“炮轰”张一鸣等科技巨头滥用避风港原则，利用“算法霸权”和“信息茧房”混淆视听，并强烈呼吁这些科技巨头必须担负起应有的法律责任。
其直接诱因是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去世后，钟睒睒意外卷入“莫名网暴”而导致其母亲忧虑而终的失亲之痛。
2024年3月，在网民悼念宗庆后的舆情高潮期，钟睒睒发布了母亲突然离世的消息，他无奈而又悲痛地写道：“这是我母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摄于5天前的3月8日上午。母亲健康，笑容可掬，心情愉快，没有基础疾病。因为我被莫名网暴，累及母亲，为我所忧，于3月11日下午去世，万分悲痛。感谢大家的关心，不作一一回复!泣告。”
在另一个新晋首富的技术和算法生态里，已逾七旬的前首富钟睒睒感觉深陷“信息茧房”的围攻而无力自保，甚至累及95岁高龄的老母亲。
这场首富之间的舆论战，把一直以来存在的某些首富的困局推向一个新的技术与时代的转折点。
三位首富卷入“致命算法”：有一种无从控制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首富(包括富豪们)如花凋零，其事业兴衰和人生沉浮中，某种游戏规则的改变，或者出现了“灰天鹅”事件，导致其一蹶不振，都遵循着“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辩证关系原理。
宗庆后和钟睒睒，这两位前首富，在新首富张一鸣的同一种算法和生态里被动遭遇。他们所面临的舆情有云泥之别，双方人格画像势同水火，但也未能超越这条规律。
2024年11月27日，钟睒睒旧事重提，连续“炮轰”抖音、字节跳动以及拼多多等科技巨头的创始人。
当日，农夫山泉的公众号以醒目的引导标题直击各大平台：“农夫山泉再发辟谣声明——红旗飘飘，各大平台集体色盲”。(此处“红旗飘飘”指“红旗原则”)
在这篇“檄文”中，钟睒睒再次回顾了《自2月25日来针对农夫山泉和创始人钟睒睒的谣言及其真相》，文中列举了针对钟睒睒的二十大“谣言”，并逐条说明事实真相，予以批驳。
农夫山泉在其公众号中逐一列举并正面澄清的上述二十条负面舆情信息，在纪念宗庆后的舆论热潮中，每一条都足以被空前放大并加速传播。这使得宗、钟二位前首富的人格、形象和公众声誉之间的反差产生了更大张力，并在各自品牌产品的终端销售市场引发了惊人的传导效应。
当时，宗庆后身盖国旗谢世，极尽哀荣，被万众怀念，娃哈哈旗下产品热卖;
一向低调、鲜少发声的钟睒睒意外“躺枪”，深陷负面舆情，农夫山泉一度被迫易装销售。
如今，尽管时过境迁，农夫山泉及钟睒睒仍寄希望于越来越多的媒体和网友参与互联网平台算法公正性的讨论，希望这些讨论能成为促进平台算法规范化应用和发展的关键节点。
在农夫山泉这篇微信公众号文章中，钟睒睒直指：“从今年(2024年)三月开始，农夫山泉已经通过各渠道多次进行辟谣”，但习惯于“避风港原则”的各大平台，对这些谣言依旧视而不见。
钟睒睒公开呼吁相关平台贯彻“红旗原则”。在该原则框架下，对于明显的谣言和攻击，平台应该主动制止;对于农夫山泉已经辟谣的内容，平台也应采用技术手段批量删除，并防范此类谣言的反复产生和传播。
钟睒睒提到的“红旗原则”，旨在防止“避风港原则”的滥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所谓“避风港原则”，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平台)不提供内容、仅提供网络存储或展示空间等服务的情况下，在收到权利人通知其平台中存在侵权内容时，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阻断侵权内容访问的必要措施后，可不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制度。
70岁的老人钟睒睒在被大量转发和传播的长短视频中，悲愤发声，公开喊话张一鸣：你是营利企业今日头条和抖音实际控制人，是一个有足够力量来掌控舆论的平台企业。所以：请你承担一个企业的文明准则和规则。
钟睒睒强烈要求：“请今日头条、抖音，不要以任何所谓‘避风港原则’进行搪塞，立即撤除侵害我个人名誉权的言论、图片，并向我个人和我家属道歉。”
悲愤之际，这位前首富发出强烈质疑：如果传统企业制造和销售假货有罪，传播信息产品和服务的互联网平台任由假话泛滥、虚假横行等行为，是否也应该同罪论处?
钟睒睒还直接批评了那些有组织地引流、限流，以及把网络变成利用技术和算法玩弄民众智商的游戏等行为。他呼吁营利性平台企业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强调平台企业要在法律框架下自律，不要滥用其舆论影响力，停止“丛林法则”……
面对负面舆论缠身，个人财富、人格画像及企业声誉均出现提振乏力处境的钟睒睒，崇尚工具理性的张一鸣同样面临着其平台核心算法逻辑、主营业务模式以及平台在维护企业与个人形象方面的悖论，例如：
如何评估突发舆情的内因和外因?如何理解在同一种算法主导的平台上，以及不同算法主导的平台上，均出现以下舆情：
一方面，宗庆后离世后，来自新老员工、客户、供应商、终端用户，以及政府部门等社会各界，自发掀起的线上线下规模化悼念活动;
另一方面，对宗庆后的纪念和追思为何会演变为对钟睒睒及农夫山泉等企业的负面舆情和“网络暴力”?
钟睒睒认为张一鸣是一个有足够能力控制舆论的平台企业家，然而，在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舆情中，是否还有张一鸣无从控制的力量?
一些舆情管理专家认为，张一鸣能够“控制”的仅限于其平台企业的核心算法和流量分配，但他无法左右热点舆情表象之下的本质力量。这股看不见的力量，就是人心的力量。
如今，这股人心的力量已经与时俱进指向一个新的课题：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人民需要怎样的首富?
“中国首富”沉浮变迁的背后，其实有暗线
对“张一鸣算法”构成最大挑战的力量是民心，是网络民意自发地将宗庆后树立为“模范首富”后，进而要求挖掘出更多富豪的“反面事迹”作为对比，这才是核心所在。
其中一些规律性的动因，可能是中国老百姓希望有更多的“宗庆后”“某庆后”从“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中涌现出来。
否则，怀念一位受人尊重的前首富，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在整理和分析过往二十余年中国首富榜单的变迁及其本人和企业面临的各种困惑时，我们发现了几个令人意外的情况：
一是首富最多的行业并非最牵引人心、占用资金最多的房地产业，但该行业产生的首富和富豪们，跟资源、能源、实体、金融、贸易行业一样，出现了较多的负面舆情。
第二个令人意外的情况是：网络民意在塑造宗庆后这样的首富模范时，其立场和观念并未明显受到行业属性的影响。
“民意”在“神化”宗庆后等企业家精神标杆的过程中，也在主动传播，甚至“用脚投票”，支持自己所尊敬的企业家。
这些现象说明，中国老百姓并不仇富，他们崇尚勤劳致富，并支持那些白手起家、关心员工、尊重用户、积极回馈社会，以及在技术变革、品牌与服务、行业创新与社会责任等方面为国家赢得荣誉和提升行业地位的企业家。
比如，宗庆后谢世后，终端用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等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声，整理和传播关于宗庆后的各种感人事件，甚至有大量成年人“重温”儿时喝过的娃哈哈全线产品。
同处快消品与零售行业，钟睒睒却在纪念宗庆后的热潮中意外“躺枪”，作为衬托宗庆后的“反面人物”，被挖掘出诸多已被其数度回应的各种负面舆情，农夫山泉的销售也因此大受影响。
在一些研究各国“思想教育”的专业人士看来，线上的网民，线下的老百姓，以各种形式树立其心目中的先进人物或道德模范，实质上是对国家意识形态中“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和凝聚世道人心的宣传教育模式简陋而自发的“模仿”。
两者的区别在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宣传先进人物和典型人物时，表现得更为理性、严谨、规范，不会把表彰和“惩罚”混为一谈。
但网络民意时而会呈现出其“情绪化”的一面：
比如，在华为等中国企业遭遇打压的严峻时期，网络民意积极传播任正非和华为的正面形象，并在终端市场力挺华为产品。
与此同时，联想等企业却在公众支持华为的舆情中意外受到波及，同样被挖掘出种种“负面舆情”。
不过，另一些首富面临的舆情变化主要是由于本人的言行和作为所引发的纵向变化，而不是来自其他富豪的横向对比。
四次成为首富的马云，曾被认为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是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一些媒体评价他“像中国的沃伦·巴菲特”。
知名财经专家郎咸平认为：马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CEO(首席执行官)，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传奇。
阿里巴巴上市当年，新华社更是称赞其为“中国奇迹”。
此后多年里，马云的形象都比较“高大上”，甚至被一些年轻人亲切地称为“马爸爸”。
然而，自从蚂蚁金服上市前的一次高调发言之后，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开始关注蚂蚁金服以惊人高杠杆撬动数千亿银行资本，以及大学生等年轻人因沉溺消费贷而引发的各种悲剧，其公众形象逐步发生逆转。
另一位首富张朝阳，其早期公众形象毁誉参半。他曾有中国“互联网教父”之称，但同时也饱受指责，不少人批评他“不干实事”“咋呼”“张扬”“形象不好”，甚至被贴上“博而不精、华而不实”以及“投机者”等种种负面标签。
然而，自2021年11月以来，随着“张朝阳的物理课”等知识教育类课程在搜狐视频首播，这位搜狐创始人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的学术背景和物理老师的形象赢得了网友的热捧，同时他也收获了“老板真才实学，比我的物理老师讲得都好”等积极回应和正面评价。
和张朝阳的路线相反，李彦宏个人形象则是先正面，后负面。他所面临的非议，主要集中在公众对其搜索业务客观性及价值观方面的质疑上。
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曾在2011年，以94亿美元身家成为福布斯中国内地首富。
李彦宏曾被视为一位非常“睿智”的创始人和决策者。他不仅有深厚的技术背景，而且对搜索、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和产业演变方向具有独特的洞察力和布局能力。
然而，随着谷歌退出中国市场，百度在搜索领域一家独大后，其竞价排名制度在房地产、医疗等领域的应用，以及曾经一度泛滥的医疗广告，引发的争议使李彦宏颇受诟病。
一些舆情管理专家还注意到，民意在塑造榜样企业家过程中往往带有“不讲理”的一面。
比如，当年刘强东旅美期间涉嫌酒后性侵一位女性的事件爆发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女性网民为刘强东辩护的情况。她们认为刘强东“被套路”，甚至有人试图以刘强东关心员工、回报社会等“义举”来为其“开脱”。
“民心+时势”能造英雄，“民心+时势”也能毁英雄。
有些首富还在，但他在民意中已经声名狼藉;有些首富已经离开，但他在民意中依然长青不朽。
民心，民意，这些松散的集体意识在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大众认可和支持的榜样人物过程中，也呈现出泥沙俱下，非理性或情绪化的特征。
尽管如此，这些鲜活的案例仍为首富们提供了突破产业变革、财富传承、舆情管理等困局的路径和方向。
在全球经济和各国意识形态剧烈演化的当下，如何积极定位财富与传承、效率和公平、企业家和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有待于首富和企业家们持续思考的问题。
愿首富们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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