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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石成熟了吗?

  • 责任编辑:新商业 来源: 天天时报网 2018-04-28 16:13:50
  •   记者 王芳洁 马钺

      离开万科的第216天,王石准备了35000字的演讲稿,邀请了几位朋友,在水立方进行了一场演讲,观众有3000人,时长是三个半小时。(因演讲举行于2018年1月23日,故以下简称为“123演讲”)

      他走上台去,微微一笑,张开双臂,欢迎每一位来宾,如同一个舞台经验丰富的超级巨星。他身着深色修身西服,搭配黑色高领毛衣,和最后一次参加万科股东大会时一样,胸前别着口袋巾。他身材瘦削,面容紧致,光打在脸上,微微有些反光,应该化了点淡妆。单就外表来看,他是一个时髦的,布尔乔亚式的中年男人,虽然这天他正式迈入了67岁。

      王石似乎想和罗振宇一样,成为一名布道者,但他们又十分不同,罗讲授认知,王石则传递经验,这些经验来自于他的两个33年,创业前和创业后,被浓缩在了一个冬天的晚上。这场名为《回归未来》的演讲分为三个部分,从生命的起源到创业历程,再到人类的未来,内容涵盖人生的各个维度,自我、亲情、事业、社会以及死亡。

      

      2018年1月23日,王石的67岁生日,他举办了一场三个半小时的演讲。来源:被访者供图

      演讲的最后,出现一个快闪,王石带领大家一起唱《蓝莲花》,场面催泪。其中有一段王石的演唱部分,是提前在录音棚完成的。录制时间就在正式演讲的前一天,冯楠觉得他大概会应付一下,“录完就算了,时间已经很紧了,彩排都没完整的排过一遍。”冯楠是万科董事会名誉主席办公室主任,跟随王石多年。但那天,王石在录音棚里待了两个半小时,一遍遍反复录那几句。

      从录音棚出来,王石对冯楠说,自己感觉棒极了,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好,“这一刻对于我,最重要的就是把《蓝莲花》唱好”。

      离开万科的两百多天里,王石同时担任约40个社会职务,为环境、贫穷等社会问题奔走。他同时还主导着一家名叫深潜的体育教育公司,他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他依然忙碌,依然划赛艇,依然活跃在人们的视线里。

      4月27日,王石宣布出任远大科技集团联席董事长。

      在王石离开的两百多天里,万科参与了对全球物流地产巨头普洛斯的私有化,实现了5299亿元销售额,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房地产企业。万科还扶上马一位新的CEO——祝九胜。

      分离之后,各自安好。但王石和万科一起走过的,是漫长的33年;在企业、个人命运的交织中,他们相互塑造,相互影响,互为镜鉴,并在彼此的对照中作出改变。

      对王石的专访进行于万科的一处会所,落地窗前摆放着两台划船机,王石喜欢划船;墙面挂着一个特别的装饰,由几双万科员工的旧跑鞋组成一个圆圈,跑步是郁亮喜欢的运动;拾级而上,入得一间茶室,据说祝九胜喜好功夫茶,常在此待客。从登山、赛艇到跑步,再到功夫茶,某种角度上看,这体现了万科文化的变化,至少它更加有弹性,容得下一个不爱运动的CEO。

      在那场演讲中,王石一度哽咽,多次让观众“给点掌声”,并且随机邀请了几个人上台,教大家做无氧运动。“王石更平和了,更打开了”,这是冯楠的观察,“原来的演讲,一定是以他为中心的,是他自己在说,现在更会照顾到现场,照顾到不同的人,要有互动,要倾听别人的声音,这种倾听是主动式的。”

      

      “123演讲”现场,王石带领观众做无氧运动。来源:被访者供图

      现在的王石是柔软的。“但我也曾经僵硬过。”王石说。

      “是什么让王石变得柔软?”《中国企业家》问。

      “这个时代,形势总是比人强。”

      事了拂身去

      即使过了三十年,王石对万科股权的彻底放弃,还是令人匪夷所思。

      周寅猛是深潜公司的CEO,同时,他还是王石的学术助理。两人结缘于2011年,彼时,王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课程的客座教授,而周作为光华的在读博士,被安排做王石的助教。王的授课内容多从个人经历和万科实际案例出发,而周会基于理论框架进行总结。

      周寅猛提到,在王石的提议下,两人曾合作写书,其中很重要一块内容,就是探讨中国企业如何面对和解决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代理理论问题。周在书中呈现的观点是,为了企业长时间的平稳发展,创始人要保有一定的股权,但在经营管理层面,应在高度集权后充分放权,依照制度,而不是一己之力管理公司。据说王石看过初稿之后,认为“这是一种方式,可以进行探讨,但他也有他的方式”。

      世人皆知王石的方式——放弃万科股权,做一名纯粹的职业经理人。今天回过头来,再看王石当年的选择,人们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放弃股权是否具有必要性?万科的股份制改造是否操之过急?毕竟几年之后,红帽子公司的转制便陆续有了成功案例,例如TCL。

      当谈到个人放弃万科股权,王石坚持:“那是主动放弃的,和价值观有关。”

      王石的考虑是分为几个层次的,首先他到深圳是要干一番事业,至于能不能赚到钱,赚多少钱,那不是他的目的;其次,当你突然很有钱这件事与你的目的相冲突,你就得把前者放弃掉。

      “中国社会是平民社会,你突然很有钱,会非常非常麻烦,这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认识。那么你到底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做事业?当然赚钱很重要,企业家肯定得赚钱,但赚的钱是不是你的,这不重要。如果钱突然变成你的了,你的处境就不一样了。”

      祖籍在安徽大别山区的王石,早年曾翻看族谱,发现祖上二十代都是农民。“中国农民有钱了会怎么样?第一是修祖坟,第二是娶老婆,第三是赌博。”促使王石放弃股权的原因,除了事业野心,还包含对个人的不自信。

      王石是一个愿意自省的人,他的自我审视贯穿于整个采访之中。但作为一名公众人物,他又无法摆脱他人的审视。就放弃万科股权而言,很多人认为这个举动反映了他的某种认知上的局限。毕竟后来的无数案例证明,个人财富与事业成就之间并不矛盾,有时候甚至高度统一。创业者的财富由企业产权价值兑现,而产权又不仅仅意味着财富,更是链接创业者和企业的血脉。如李东生所说,虽然作为TCL的董事长,他在企业的持股比例远没有一些民营企业主多,但作为创业者,他对TCL的发展倾注了所有的能力和付出,“它就像我的生命。”

      “有恒产者有恒心。”李东生对记者感慨。这句话在2018年的总理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说过。

      1988年的王石,确实“没有想得这么深邃”。那是一个企业产权概念相当模糊的年代。仅一年前,深圳的第一批私营企业被批准设立。但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私营企业的地位才真正得到认可。次年,《公司法》颁布。

      万科为什么要选择在那个时间进行股份制改造?

      当年来深圳,是王石主动的选择,但之后,王石基本上都在被动应对,包括在1988年,对万科进行股份制改造。当时的情况是,上级主管单位想调公司的外汇,他不同意,上级领导便提出:“你不同意调外汇,那就把你的调走。”此时,王石感到无法掌握自己和企业的命运,他需要作出改变,“股份制就这么来了。”

      但1988年至今万科的股权变迁史上,并不是没有令王石踟蹰的章节。

      2000年,深特发退出,华润接盘。当时对新东家的选择权,掌握在万科管理层手中。据王石回忆,万科的其他管理层曾提议MBO,自己把深特发的12%股权买下来,当时的对价不到三个亿。虽说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大一笔钱,但如果把全员都动员起来,也是能凑出来的。

      王石的这段回忆,与时任华润集团副董事长宁高宁的说法有些出入,宁对记者说,那时万科的盘子已经很大了,管理层没有MBO的实力。

      一位万科老员工则认为:万科的基因决定了,MBO根本不可能。“核心是万科的主业是房地产,是重资产,这就决定了公司必须不断扩充资本金,不断进行融资。管理层是不可能一路跟下去的。”

      房地产是王石为万科选择的行业,他当然比谁都清楚这个行业的特性。

      在其他管理层提出MBO的建议后,王石问了大家一句话:“我们搞这个,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控制公司,还是为了发展?”大家说,为了发展。王石又说:“我们不是为了控制它,那再扩股的时候,我们扩不扩?这两个多亿,我们可以筹到,并不等于说我们一直有钱。我们的股份很快就会被稀释掉,把大家都发动起来做这个,没有意义。”

      万科的盘子越大,管理层收购的可能性就越小。2014年,万科推出事业合伙人计划,将过去三年未分配的集体奖金全部用于购买万科股票,再加上杠杆,最终也不过仅持有了4.49%。

      万科是一家由经理人创业的企业。对于王石等人来说,虽然从股权上控制公司的希望渺茫,但掌握企业命运的欲望,一直像1988年股改时那样,真实又强烈。这种欲望一定程度决定了万科的股权结构——高度分散。而股权分散的公司,极易成为野蛮人狩猎的目标。

      自1994年起,万科历经君万之争、万宝之争。

      对于这些因果,王石是有反思的:“我们还是太理想主义,认为把企业经营好就行,却没有意识到,高度分散的股权给万科文化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

      当然,今天的万科仍然是一家没有实际控制人的公司,深圳地铁的持股比例为29.38%,但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比例,距离控股股东仅一步之遥。

      2017年6月,王石通过个人朋友圈宣布辞去万科董事长一职。当时,万宝之争硝烟初熄,深铁当上万科的第一大股东,王石突然辞职,事了拂身去,留下了一个惊叹号。

      实际上,早在1988年,当王石在万科股东和经理人之间做出选择,他的结局就已经决定了,或早或晚。在其后的29年里,他与万科,有一场漫长的告别。正是这种渐进式的退出,让万科能够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仍然保持平稳的发展。

      最初的一步是在2000年,王石辞去了万科总经理。关于这个决定的思考,他在123演讲中有所表述:“要建立一个伟大的企业,一定要在制度、团队、品牌、市场上营造一个标准,不能以一个强人为左右。一旦这个强人离开了怎么办?”

      让自己和团队都摆脱对彼此的路径依赖,起初阶段是非常痛苦的。王石开始登山,进山几个月,手机没信号,谁也找不到谁。周寅猛认为,这个举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创始人的自我放逐,因为它发生于企业高速发展阶段,决定本身也完全出于企业家的自我驱动。

      辞去万科董事长后半年,万科首次披露了集体奖金的计提方式,以及董事长和总裁的分配比例。王石应获全部收益约2亿元,但他并未支取。

      “我个人的有形财富真没什么,无形的财富却很丰富,我指的是大万科文化。”王石说。

      选择与输赢

      万宝之争起于2015年7月,迁延至今已近三年之久。鏖战双方,均以正义为名,万科管理层师出保卫万科文化,宝能则强调资本的正义。在最初的一年里,上帝并不总是站在万科管理层这一边。险资入市,起因是为了救市,监管层也曾大力支持,保监会原主席项俊波曾说过:“保险资金举牌越多,证监会刘主席越高兴。”虽然万科是房地产业的异类,坚持利润率不超过25%,坚持不行贿,但房地产被归集到虚拟经济范畴,虚拟经济搞虚拟经济,谁又能说什么呢?

      但王石反对!“信用不够”的姚振华要入主万科,他反对;宝能请求罢免万科董事会,他反对;对手攻击他游学三年,拿了五千万报酬,他反对!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王石的反对,让他个人背负了很多争议。

      王石将自己视为万科的一面旗帜,是排头兵,冲在前面挡子弹的。

      曾经为王石自传作序,称其“值得赞扬和尊敬”的宁高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万宝之争表达了一些看法,“(接不接受新的大股东)不是经理人定的事,经理人受股东大会任命,要么打好工,要么辞职,怎么能干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资本有资本的权利,买了股票就是股东,这是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没有了,谁还来投资?”

      “万科是一个特殊的情况,经理人做得不错,大家就觉得是不是干预了一家好公司?觉得经理人最好继续干。这不过是社会上的一种思潮罢了,但是社会上的人,又没有万科的股票,你们说那么多干什么?”

      宁高宁所说的社会,指的是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实际上,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也不在少数,万宝之争之所以得到长期的重度关注,其实就是两种思潮在抗辩。如果没有2016年末宝能染指格力电器(44.080, -1.50, -3.29%),万科的股权变迁可能会演变得更加复杂。格力电器是实体经济中拔尖的代表,其董事长董明珠更是个“女斗士”,如此宝能算是捅了马蜂窝。

      “今天,这个事情解决了吗?没有解决!”王石说。

      截至2017年末,宝能系仍合计持有万科25.4%股权,而万科的第三大股东已被保监会托管,随着万科股价的攀升,这两家股东合计共有股票的市值超过1000亿元。

      4月3日,万科公告,宝能系将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的方式,处置其持有的万科10.34%股权。但这只是万科股权不安定因素的一小部分,它的归属,以及剩余股权的去留均是未知数。

      在万宝之争中,在第一大股东的人选上,万科的管理团队坚持选择国资背景的深铁,对于民营背景的宝能则退避三舍。

      这难免让人产生疑惑,“这辈子、下辈子都不介入政治”的王石,何以在每次万科的股权变迁中,都选择了国有企业?十八年前是华润,一年前是深铁。

      王石对《中国企业家》提到一本书——作家高阳的《红顶商人》,当初他是抱着欣赏态度去读的,但读完,却持了否定态度:“胡雪岩不但是官商,还是军商,他依靠左宗棠的湘军,湘军兴胡雪岩兴,湘军衰,胡雪岩就衰。他的命脉与左宗棠的政治地位连在一起。”

      当然,斗垮胡雪岩的盛宣怀,他的命运同样掌握在官家手中。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历朝历代都不鲜见。

      王石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的人,他对社会、财富、自我的认知,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一个问题是,万科坚持选择国资背景的大股东,是否也与王石的这类认识有关?

      “当然有关系,从大背景来讲无法脱离。你要看到,相当一部分的重要资源掌握在谁手里。传统社会里,盐铁这些都是专卖,现在铁路、银行、通讯等也都还由国家控制。”

      有了这一重认识,王石作出了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与大型的国有控股公司有某种结合,业务或者股权。他将这种结合,视作企业做大做影响力的必要条件。

      周寅猛提起一则新闻。NFL(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球员因为反对特朗普搞种族歧视,陆续在赛前奏国歌时下跪,特朗普为此十分不悦。达拉斯牛仔队的老板琼斯因此陷入两难,一方面他得靠着球员挣钱,另一方面他本人却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琼斯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奏国歌之前,他和球员们一起下跪,国歌一响,他马上把大家拉起来。

      “这事的结果是,他既没有得罪总统,也没得罪球员,双方的利益都满足了。这就是企业家。对于企业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在不违背自己内心大的道德范围内,把事情做成。”周寅猛说。他对这则新闻的印象很深,因为是王石通过微信转给他的。

      为了把联姻深铁这件事“做成”,王石付出了很多努力,遇到了诸多阻力。在整个万宝之争中,王石是否有意志消沉的一刻?“没有,他们完全把我的斗志激发出来了!”王石回答。

      整个万宝之争中,华润的态度经历了几次反复,令人费解。在长达17年的股权合作中,华润一直是万科坚定的支持者,至今,万科管理层仍感念公司发展过程中,华润给予的理解和支持。究竟是什么触发了华润的转向按钮?是否如宁高宁所说,只是因为它要顾及万科与华润置地之间的平衡?

      采访触及到这个话题时,王石的秘书想要打断,但王石坚持表达了他的态度:“从尊重的角度来讲,我现在不谈,将来也不会谈。但这要看某些人的表现,如果表现继续不好的话,那谈不谈,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王石将“某些人”放在了对立面上,那么这些人又当如何?

      当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听到万科这个名字,面色一凛。《中国企业家》问:“您和王石的矛盾是因为原则上有分歧吗?”傅育宁顿了一下:“我认为更核心的东西是价值观的问题。”

      如果将同样的问题抛给姚振华,而他也能直抒胸臆的话,得到的答案一定更尖锐。如同他们曾经刺痛过王石,王石也刺痛了他们。

      然而,在深铁进入万科董事会的当天,王石正式告别了万科。

      王石赢了吗?

      王石输了吗?

      《新周刊》前社长孙冕是王石的山友,他向记者表达了这样一段话,或可作为上面问题的答案:“若以一时的成败来论王石,就太小看他了。登山的人,经历过生死,那一路上,你看到尸体,跨过去的时候心头一颤,说不定自己还没登顶,也和这个人一样,躺在那里永远回不去。但这种念头只在一刹那间,马上就会过去,因为你的路还没有走完。当抛弃了这些杂念,达到某种心无旁骛的程度,你的路可以走很远很远。”

      

      内圣外王

      周寅猛说,王石让他想起了王阳明,内圣外王,对外行王道,建功立业,对内于自己,则按照最高的标准要求。

      王石不爱财,甚至对于泼天财富怀有恐惧。若非如此,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他完全可以为万科选择一条轻资产道路,这样他便可以成为这家公司真正的老板。

      “人生的经历多姿多彩,我最担心一个人的生命里有财富可依靠,这时你会失去动力。”王石说。

      但行走在生命的路上,一个人总要追求点什么。多个与王石亲近的采访者,都表达了一个类似的观点:王石追求的是名,他认为名利不可两全,便放弃了利。

      “虽然他总说自己在商言商,但我看他压根不像个生意人,生意人有哪个是主动追求名的?”周寅猛觉得,王石骨子里就不是生意人。

      但是王石的很多行为似乎又难以支撑这种判断,在汶川地震时,他提示万科普通员工只捐10块钱;万宝之争中,他对华润、姚振华发表了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言论;他将那场轰轰烈烈的跨年龄恋爱公诸于众。但凡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些出格的言论和行为,一旦宣之于口,付诸于行,定会招致不少反感。

      周寅猛觉得,若将王石追求的名,确定为世俗的名声,那便是对王石的误解:“王石是真的活明白了,他在乎的名,不是别人怎么看他,而是内心坚守的东西,例如他认为核心的道德、追求。”

      在同事和朋友的眼里,王石这个人,和别人不大一样,他追求的状态,是《论语》中描述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在哈佛的教授身上找到了这种状态,它像磁铁一样吸引王石一次又一次游学海外。通过这些描述,记者捕捉到的形象,不是一个商人,甚至不是现代人,而是某个古代士人。多位被访者认为,这个概括是相对准确的。

      “士人有什么不好,我看现在不是士人太多,而是太少了!”孙冕说。

      所谓“士俗不可医”,当《中国企业家》求问王石欣赏的企业家时,他提到了一节雅事。

      2006年前后,王石曾参访无锡梅园,得知这处园林由荣宗敬、荣德生(荣毅仁之父)两位,在民国期间辟建,建成便对社会开放,作为市政公园。他觉得这件事情很美,因为荣氏家族是在创业过程中做公益,而不是功成名就之后,这种捐赠的动机没有强迫,不带任何功利性。

      王石认为自己是没到那种境界的,但他把这件事记得很深,说明在他的内心里,是向往那种境界的——无功利心的将价值传递出去。这些年,王石去大学作客座教授,在社会公益组织担任职务,成为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又创办深潜公司,希望以赛艇运动为起点,推广运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毫无疑问,王石享受输出的过程,如果能获得正反馈就更好了。王石一开始登山时,孙冕是很看不起的:一个好好的企业家,去冒这种风险?“你有病啊。”孙冕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但2002年,王石带孙冕登了一次哈巴雪山。下山之后,在香格里拉,很多朋友一起喝酒,孙冕指灯发誓:“要踏着王石的脚步去登珠穆朗玛峰。”

      “王石是我登山的引路人。”孙冕对记者说,后来孙冕真的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王石也带他一起去穿越了北极。因为孙本人并不富有,去北极的经费还是王石帮忙筹措的。

      在做王石助理之前,冯楠曾做过公务员和国际援助发展官员。在冯楠的自我认知里,和谐共处的成分比较多,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会更多的考虑和谐,但“和谐多了,就变得没有原则”。跟了王石以后,冯楠感觉自己发生了变化:“他让我变得更加有棱角。”

      不是每个人都和孙冕、冯楠一样,甘愿成为被输入的人。这些年,王石频繁出现在各种组织,各个会场,作为一个输出者。但他说的有多少人能理解?又有多少人真正在意?

      冯楠认为没有多少人:“大概有50%的人就是去照相、合影的,剩下的50%中,30%可能隐隐约约听出点东西,剩下的20%可能理解了,但其中又有15%觉得,事虽如此,又怎么样?走出这个会场,我还是要回到我的世界。只有剩下5%的人,才会觉得有道理,我也得做点事情。”

      “虽然他在很多组织里面,身边有很多人围着他,但真正能对话的人太少了。”冯楠说。他还记得,有一年夏天,一个社会组织的会议上,王石花了很多精力去说服大家做某个决定。他当时问了王石一个问题:“我觉得影响别人挺难的,您觉得做这件事值得吗?”

      “如果我能影响千分之一的人,这个就值了。”这是王石给冯楠的答案。

      无论是钱帛,还是价值观,作为输出者的姿态非常重要。2003年,王石去拉萨的一个盲童学校。一个盲童说,叔叔能不能蹲下来?于是王石半蹲着,盲童用双手感觉他,说了一句:“叔叔是个好人。”王石瞬间被感动:“企业家的高高在上,一下就化为乌有。”他明白了,公益不是施与受,而是平等的关注与互相的给予。

      这些年,无论是公益还是人际交往,王石一直在努力保持平视的状态。

      在博士毕业之后,周寅猛没有接受王石的邀请,去万科工作,因为“不太喜欢房地产”。但在万宝之争最胶着的2016年,他从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府部门离职,加盟了深潜公司,后来担任CEO。因为这家公司的业务是体育+教育,符合他的个人经历。但当时的深潜公司只有一个基地,从商业模式上看,它的社会意义也远大于经济效益。周寅猛觉得要把眼光放长远,“一旦下海去企业,就跟着王石干”,这是他当初给王石的承诺。

      周寅猛拥有良好的自身条件,他是北京人,少时在国青队踢球,众所周知,中国的大部分球员文化程度不高,但周不同,他一路读到了北大博士。很明显,周是一个内心骄傲的人,有自己的想法,并且非常坚持,不易为外界所动。让这样一个人,给出承诺,去跟随另一个人,需要双方达到“士与知己”的境界,一种平等的关系。

      周寅猛明确感知过这种平等。几年前,他作为助教,和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一起去深圳万科总部上课。回程前,去和王石道别。当他走出王石的办公室后,王石追了出来,明显很兴奋,问他是否愿意一起写本书。

      “他那样一个大企业家,完全可以让秘书来转达,却自己‘咔咔’追出来。而且按理说,这么功成名就的人想弄本书,找一个人写也行,即使找人合作,多的是教授可以选,我那时才二十五六岁,博士还没毕业。但他没有把我当作学生,他认为我有我的长处,你有你的特点,我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

      这种抹平身份差异的平等,常常给人以温暖。冯楠记得特别清楚,2012年6月,他跟着王石去巴西出差,这是他们第一次比较亲密的在一起工作。他们一起乘车去参加一个高峰论坛,王石坐前面,他坐后面,用电脑整理演讲稿。王石回头把这段车上工作的情景拍成了视频。当地的聚会上,跳桑巴舞的女孩邀请冯楠一起上去跳,王石又把这一段拍了下来。这两段视频都被王石发到了网上。

      采访中,冯楠想引用电影《无问西东》的一句台词,他觉得就像是在说王石。但他忘了准确的说法。几天后,他在微信上特意把这句话发给了记者:“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完美的人,缺的是从心底给出的真心、无畏、正义和同情。”

      青涩的苹果

      王石极端自律,他常年保持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并且终身学习。这种自律浸润于他的各个生活细节。例如登山,为了持续保持体力,一到营地,他就钻到帐篷里休息。

      最初和王石登山,孙冕一点都不习惯:“天还没黑呢,怎么这么早就睡觉?”王石回他:“不睡觉,你要干嘛?!”于是,孙冕也跟着钻进睡袋:“哪怕睡不着胡思乱想,想自己爱的女人不在身边,也好过在外面。”

      对大多数人而言,自律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除非他本身缺乏世俗的欲望。所以,当发现王石吃的很少,连水都喝的少时,周寅猛觉得王石是“属骆驼的”。但有一次,他和王石一起去扬州东关街,那里有卖麦芽糖的摊位,可以先尝后买。他发觉,等大家都走过去了,王石悄悄的回去拿了一块糖,放嘴里吃,吃的很香。

      周寅猛就问王石:“老板,你是不是特爱吃啊?”王石给周看他的牙,说自己以前是个特爱吃的人,因为年轻时太爱吃甜的,牙都不好了。“他就是克制自己,为了保持好的身体、工作、精神状态才不吃。这个人的自制力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克制,是多数被访者给王石的一个标签。在一些常人觉得最紧张的时刻,例如马上要上台作重要演讲,公司遇到了大的挑战,他会表现得出奇的平静和自信。这是在跟随王石这些年里,冯楠的一种感觉,他觉得那种心态非常奇妙,就像是一潭静水。

      那么在万宝之争的尖峰时刻,王石是一种什么状态?周寅猛告诉记者,那时的王石,还是一如既往,该爬山爬山,该划船划船。但从王石的几句话里,周感觉到,他对于情势的棘手程度是有判断的。那是在周寅猛刚加入深潜公司时,王石对很多人说:“以前我让周博士来,周博士不来,在咱们最艰苦、最不明朗的时候,周博士来了。”

      “你说他心里不焦急、不煎熬吗?不可能。但他还是一如既往该干吗干吗,他牛就牛在这儿。”周寅猛说。

      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绪,就像运动员学习准确发力一样,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王石之所以能达到自律的程度,可能和他的登山经历有关。登山过程中,最重要就是保持自己的行进节奏,克制超越别人的欲望。“慢就是快”,这是王石教给孙冕的第二个经验。

      “后来我才感觉到,登山的意义在于,这是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里,对个人意志、身体的检测,看你自己到了什么程度。遇到危险的时候,你能不能用一种沉着的眼光去看待、去化解。”孙冕说。

      克制与自律,洒脱与自由,是具有相对性的两组词汇,但它们都体现在了王石身上。曾多次采访过王石的记者黄秋丽,将王石形容为《庄子逍遥游》的鹏,拥有洒脱的性情,自由的意志,“怒而飞”。

      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有翼如垂天之云,鹏是一种天上飞的鸟,王石也觉得自己确有很多不接地气的地方。

      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512当天,万科总部捐款200万元,有网友觉得太抠门了。王石回复网友,认为万科捐出200万是合适的,因为这是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并且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是成为负担。同时,他还提示普通员工捐款不要超过10元。

      很快,他便受到了潮水般的舆论攻击,有人说“王石的物理高度虽然到达过珠峰,但人格高度还不如坟头高”。

      对王石的攻击到了一种什么程度?他甚至做好了被肉体消灭的准备。

      几天后,王石道歉了,但他避开了帖子内容,而是针对言论造成的负面影响,作无条件道歉。时至今日,王石仍然坚持言论内容本身没有问题,但他意识到,彼时那种群情激奋的集体情绪,不是说这些话的语境:“在那个时候,大家希望你王石这样有正义感的人,可以带头领着大家捐,可你反而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

      在这个人生的“至暗时刻”,王石感到了孤单。但他向记者强调,这种孤单并不来源于网民的误会,因为网民的误会只会持续一两个星期。这种孤单来自与王石更为接近的社会层面,源于他们的态度:“冷眼旁观看笑话,看你王石怎么过”。

      “人们冲击家乐福、麦当劳,尚且有商务部替这些企业说话,但谁替我说话?”王石认为,整个事件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冲突,他觉得自己像一颗青涩的苹果,非常不成熟。

      一家企业的风格,往往与创始人保持高度一致。过去的万科,也有很多不接地气的地方,这是王石的另一个反思。例如万科公开宣称不行贿,就“显得自己很清高,好像别人都行贿”。

      房地产本身是一个接地气行业,很多企业出身于草莽,管理者的背景也不拘一格,但在业内看来,万科管理层是有精英标签的。郁亮毕业于北京大学。年轻一代的明星经理人,例如孙嘉和刘肖,都是哈佛毕业,且都在麦肯锡工作过。一位同业公司区域总裁告诉记者,他在和万科同层级管理层交流时感到不适,因为大家说不到一起,他关心的是买地和卖房子,而万科的人喜欢谈战略和远景。

      话不投机,不可能是单方面的感觉,万科人其实也有所察觉:“万科的很多职业经理人,书生气重,匪气不足,搞房地产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匪气的。”

      “不接地气,也不接天气,天和地都离万科比较远,它处于宇宙的另一面。”一位万科的老员工认为,这是王石给万科留下的烙印。显然,王石的不接地气,是被熟悉他的人“盖了章”的,当记者问宁高宁是否有此印象时,他没有否认,开了一句玩笑:“大概是登山登多了。”

      地气,是企业、个人与社会相处的润滑剂,不接地气,就意味着摩擦系数增加。在王石看来,万宝之争对于万科来说,是和2008年相似的人事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迎合了很多社会诉求。在此事件中,王石看到了万科的问题,包括对公共关系的长期忽视:“明明你做得那么正派、透明,却反而被指责这个不是,那个不是。为什么?就是地气不够”。

      这是王石认为自己和万科都需要检讨的地方,并且他认为,通过这个阶段的磨砺,万科已经有了变化,例如在CEO的人选上,就在弥补某些方面的不足:“郁亮为什么选祝九胜?你们研究九哥这个人,他在人际关系上面,那种厚度,那种来源。”

      就王石个人而言,他自觉也有进步。例如他意识到,顾及别人感受,是一种必要的担当,在123演讲中,他也做到了这点。

      “在你刚成长的时候,各方面看你不容易,做错了,大家也用同情的眼光看你,就被捧起来了。等到真正让你承担责任的时候,反而有些不适应,觉得怎么现在都说我不好。人要重新认识自己。”

      王石觉得自己成熟了,他领略到,中国社会就是各种文化在一块,因为有不平衡和不和谐,所以更强调平衡和和谐。他当然与这个社会有了更舒服的相处模式,唯一令人感到担心的是,王石本来是一块顽石,会不会被俗世的河水冲刷成了鹅卵石?

      “10月的红苹果就庸俗了?不,我不这样认为。我慢慢磨平了棱角?不,恰好不是这样。这东西是人情世故,不是向世俗妥协。该坚持的我还要坚持,只是我可以说的谦虚一点,不那么张牙舞爪,不让你感到难堪,做到这一点不是很难。”

      当然,王石也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确实改了,只是改的不多。

      采访中,我们聊到了一个房地产业的老话题——万科魔咒,即规模上超越万科的公司往往没有好结果。王石说,他仍坚持认为万科魔咒的存在,因为万科已经很大了,超过它就会变形。

      根据2017年房地产公司销售额排名,万科第二,碧桂园为第一。当记者向一位碧桂园的管理层提起万科魔咒,他表现出难以掩饰的不快:“我们会将这个当作一种提醒。”

      回归——未来

      35年过去了,王石还记得牛仔夫妇来广州看他的那一天。他们相识于1978年的深圳,牛仔是深圳皇岗村的村长。在那一天的王石的记忆里,皇岗村是离笋岗北站6公里、紧邻界河的小村庄,牛仔是壮实的农民汉子,牛仔的老婆是下地干活的农妇。

      但1983年的春天,牛仔夫妇给王石带来的冲击,就像他们手里拎着的美国橙子——新奇士,牛仔的老婆甚至烫了一头时髦的狮子头。

      显然,深圳成立特区之后,牛仔夫妇赚钱了,也开始享受生活了。这是时代对王石的第一次召唤。

      1983年5月7日,王石乘坐广深铁路(4.480, 0.08, 1.82%)抵达深圳,来到热火朝天的世界里,哪都是人,哪都是工地,到处是挖土机、翻斗车。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出来,他的手心里汗津津的,肾上腺素猛增。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王石开始倒腾玉米,接着又搞录像机、摄像机进口贸易,再往后超市、投资什么都干,最后专注于房地产开发。虽然万科的生意越做越大,发展过程中又命运多舛,但在王石的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创业第一年,那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123演讲中,王石对那段刺激的岁月展开了详细描述,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因为“肥鸡丸”事件,香港人都不吃鸡了,作为鸡饲料的玉米少人问津,王石赔惨了。但他不信香港人一直不吃鸡,北上大连,吸纳了1.5万吨玉米库存,雇船走海运到深圳。不久后,港媒澄清“肥鸡丸”有误,香港人果然又吃鸡了,王石的船也靠岸了。他当时就站在赤湾码头边的小山坡上,看着船卸货,一辆辆接货的卡车开来,弄得尘土飞扬。

      “我觉得呼吸的带有海腥味的空气特别新鲜,那个天,蓝啊!云,白啊!那种愉悦感是从来没有过的。”说这些话时,王石微微闭上眼睛,扬起了头,仿佛一抬头就能闻到海的味道。

      2018年,卸任了万科董事局主席的王石,感觉又像是回到了1980年代,在大跨度的生活里,他就是一个穿梭人。

      王石花了更多的精力在深潜公司上,这家公司是他在2014年创立的,当时只是想做一个企业家的海外培训营。及至2016年,深潜公司在国内只有一个基地,在海外,也只有英国牛津、剑桥一个培训项目。但现在深潜公司已有超过10个俱乐部(含规划中)、运动管理学院、赛事运营三个业务板块,仅2017年,便举办6场赛艇赛事。

      另外,王石还在约40个社会组织任职,哪怕每家每年只开3次会,他一共也要参加120场会议。在冯楠看来,这些社会组织给王石提供了很多可能性,而他就在这些可能性中,继续创造,拓展边界。尤其是各个组织的边缘交叉,特别容易产生新的可能,例如水环境保护和赛艇就可以放在一起。如果没有王石的存在,这些组织机构都是各自为政。他就像一个平台,带动大家合作联通。

      王石还打算重启海外游学,此前因为万宝之争,这件事暂停了。他的下一站应该是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可能会在那待两年时间。他对犹太文明的探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剑桥的研究方向就是犹太人移民东亚的发生史。此去耶路撒冷,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溯源犹太教的发源地。

      当然,以色列还是科技研发的高地,王石还打算去那里吸收现代科技农业成果,例如水循环利用,对大棚、滴灌、育种技术的改良。他原计划在70岁之后做农业,现在看来,这个安排要提前了。

      希伯来大学之后,王石的下一站是伊斯坦布尔大学,打算接着研究伊斯兰教,近年来,他对宗教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

      王石今年67岁,他还在不断地挑战自己,他说过类似的话:哪天他失败了,一定是因为停止去挑战自己。正因如此,我们还总是听到他的消息,还时常能感知他的存在,社会也没有将他遗忘。

      对王石来说,世界还很大,路也很长,他秉承挚友褚时健同样的信念:“人生六十才开始。”而举办一场回望66年的演讲,在王石这里,就是对岁月的一份情怀,对人生经验的一次分享。那些错过的可能性,如万科股权的安排,都是自我认知过程中的代价。他没有追悔。

      “如果回到1988年,您还会放弃万科的股权吗?”

      “会,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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