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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望60年辉煌之际，最为令人感慨的是中国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并取得伟大而辉煌的成就。但与此相联系，我们在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软实力——商道方面，又是至为短缺的。你看，市场上，假冒伪劣满天飞；人际交往，不讲诚信恣意泛滥；凡合作处事，不负责任；偏颇心态；几多雷人的一夜暴富……更有许多人，目睹那让人畏惧的“可怕”关系，于不寒而栗中暗忖着萨特之语：人对人是战争、是豺狼。显然，今日之情势，企业最大问题就是“新商道”的短缺。我们不能实行“驼鸟政策”，动辄以什么五千年文化、礼仪之邦聊以自慰——实则自己忽悠自己；但也不可认为“洪洞县里没好人”。严格地讲，作为刚刚从农耕社会演化过来的中国，真正市场经济要求的商道，我们刚在开始探索。
“商”道小议
第一，以为客户服务为核心价值追求。构建新“商”道，从企业来说，最核心的内涵在真正为客户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客户生活需求提供适宜的解决方案。同时，在为客户服务、为客户创造使用价值当中来获取企业之利。真正把企业利润作为整个经营运作过程的“副产品”，决不把它作为“唯一”，这是商道最本质的一条，离开这一条一切无从谈起了。不论是使大象跳起舞来、使IBM从低谷走向辉煌的郭士纳，还是受德国老太太买米勒冰箱“刺激”，要把自己冰箱做成艺术品的张瑞敏，还是在一特定阶段高于25%利润的买卖不做的王石，他们之成功，哪一个不是秉持了这一伟大的信条呢？
第二，将“商”植根于消费者的生活之中。重心从“消费后”开始，彻底摆脱“货品出手、万事大吉”的“只认销售（赢利）不重服务（赢义）”的传统思维枷锁。不仅如此，要进而把服务，特别是将其商品所进入的顾客消费之中的相关消费服务作为企业经营的主体内涵。这也就是说，是“消”——“消商”，而不是“产商”，要从“产商”变成“消商”，植根于消费生活当中，把这样的商业理念、商业运作这一切的一切融入消费者的生活演变轨迹之中去。君不见，法国的米其林，在经过同英国用户——车队——无数次的互动探索之后，干脆只卖公里（服务）、不卖轮胎了——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商业模式的硬件转轨，其背后包涵的最细心、最有效地服务于车队生活的服务精神，可能是其更为完美、至上的东西。
第三条，消费者剩余第一，而不是企业利益第一。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产品生产运营，任何一笔交易都必定会有量上或大或小、质（使用价值）上或高或低的剩余价值产生，问题在于如何分割。事实上，剩余价值是被分为几块的。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认为，它只归投资者——资本家所得，这是十分错误的，是同现实格格不入的。要明白，通常所说的消费者剩余同样是其中一部分，而且为其首要的一部分，其次，才是企业得一部分，投资者得一块，银行利息一块等等。试想，在市场上购物的顾客，谁人不想物美价廉呢？而这物美（质量好），或价廉（价格低），或二者兼得难道这不就是一块剩余价值吗？还要再强调的是：消费者剩余价值第一，消费者剩余是一切剩余的本源，其它的剩余都是由它派生。显然，传统理论、实践中的股东利益第一、企业利益第一等等都是错误的。
第四条，生态、环保之道。人类社会工业化发展至今日，客观的社会自然生态要求我们必须把企业运作价值链的每一环节，都与生态、环保规则科学地对接起来，否则，自然生态再也无法承受。必须明了，人们、企业的消费是三大部分，讲生活之“消”、生产之“消”外，还要讲生态之“消”。企业的生态消费是极大一块投入的，必须负起这个责任，这是企业之“商道”的又一基本内涵。
第五条，“公信力”之道。一定要有公信力。任何一个企业的存续、发展都是在公众的一定信任力支持之下实现的。企业在公众中之获信能力大小，企业为社区，为广大民众认同度高低——企业在大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人缘，魅力，公共品格等等，都是其软件实力之本，是决定其命运的东西。
商道产生的客观条件
商道不是片面的伦理说教，而作为一种全新时代的制度化理念系统，其产生的客观条件，或者说是赖以产生的机理、机制和条件，在我看来，有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条，信息不对称问题开始获得解决。也就是说，要从信息不对称变信息对称。交易中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卖方欺诈买方、忽悠买方的温床。现在的信息化社会中，电子商务的到来，或者说网络化、信息化、信息经济到来的一特大“利好”是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中，消费者只要一上网，什么信息都能知道。不管什么产品，其价格，成本，费用，产品性价比一目了然，以A、B、C几家商品之比较，随时可轻易办到，这便使得商家难以施展其惯用伎俩。
第二条，黑箱被打破。信息对称问题解决了，不等于黑箱问题就打破了。黑箱的打破既要有信息对称作为条件，还要有法制条件，使得人们搞黑箱的违法成本大幅提高，成本上的不合算才能最终导致黑箱的被打破。如果说信息对称使企业无法造黑箱，那么法制、法规的设立和强化，更使企业不敢造黑箱。眼下正在续建的种种征信制度，正是这方面的努力。
第三条，买方地位崛起。随着客户经济的到来，交易过程中，买方的话语权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客户地位的崛起也迫使企业运作机制发生巨变。客户经济时代，短缺的不再是物质产品供给，而是消费需求。必须明了，1929年至1933年那种危机下的需求之短缺是资本的盈利性决定下的短缺，而现在的则完全是实际消费者的消费认同与否的需求短缺，这是消费者要真正按自己价值追求办事的市场，而向企业提出的需求短缺。同时，团购的兴起也使消费者大大提高了讨价还价的能力。
第四条，召回制度兴起。原先是消费者买了东西，有三包，包一个月或者三个月内可退货，过了这个时限就不管了。现在，正在大变，某些大件商品不仅是这样了，就如汽车，两年、三年、五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出现了特定的质量问题，生产厂家都得对其负责，实施召回。过去的三包之类基本上是倾向“销售后”方面的退货，现在的召回制度在本质上倾向于“消费后”的“退货”了。
毫无疑问，上述客观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理论意义上的转轨过程中，实践上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真正实现的关键在消费者如何成熟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说——消费者如何更加“刁钻”起来，这是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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