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发生了一件事。
在香港专业进修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有学生对国歌不敬，校方果断将他们驱逐立场。校长陈卓禧随后表示，该校“必定高举爱国旗帜，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热血
这样旗帜鲜明、痛快淋漓的声音，这几年在香港应该不太容易听到，尤其是发自公众人物之口，更是少见。因此，这事迅速成了香港舆论焦点，点赞者纷纷叫好，诋毁者气急败坏。
据香港媒体报道，港专的毕业典礼上，国歌奏起时，有毕业生拒绝肃立，有人更在胸前作出交叉手势，国歌播放约10秒后突然停止，随即有职员表示场内有人不尊重国歌及违反守则，令典礼无法于庄严环境下进行，并宣布典礼中止。最后涉事的2名毕业生被要求离场，另有10多名声援的同学一同离场，毕业礼停顿近20分钟后重新开始。
事件发生后，陈卓禧与学生对话，表示尊重学生的不同意见，但毕业典礼是一个庄严而隆重的场合，“港专作为一个爱国爱港的学校，必定高举爱国旗帜，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成立于60年前的港专，向有爱国传统。陈卓禧说，“从港专成立第一天起，我们就挂五星国旗，唱《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我们的国歌，我们因为这件事，受尽了殖民地政府的打压，资助被取消、校舍被收回，我们没有放弃过我们爱国的立场，如果连这件事都不知道，那就是你们选错了学校!”
香港媒体评价说，陈卓禧如此表态，堪称 “正气楷模”，而内地媒体更多地则以“热血”二字形容他的这番话。
反常
这件事是正能量，但我们应看到背后的问题。为什么爱自己的国家、尊重国歌和国旗这样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守则，在香港会被屡遭挑战打破?为什么香港一些人做着侮辱国家、挑战法治、撕裂社会的事，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像陈校长这样的仗义执言，为何一段时间来却难得听见，一言既出，竟成新闻?
正气不舒，只因邪气弥漫。过去数年中，香港舆论场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反秩序反和谐之声假“民主”之名大行其道，竟然一发的“气壮如牛”起来。
各国家和地区都有的国民教育，在香港被抹黑成“洗脑教育”;有人在足球场嘘国歌，有侯任议员在宣誓场合侮辱国家和民族;有人违法“占中”却被反对派媒体和外国势力塑造成“英雄”和“民主之光”;香港高校的“民主墙”，有人不许内地生用简体字贴文;极端人士当面侮辱、骚扰内地游客，对两地一些小摩擦大做文章;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主席大骂内地学生“支那人”……种种不堪行径嚣张至此。而主张爱国爱港、主张香港和内地应携手同心的声音，反遭围攻贬抑，渐成沉默的螺旋。
一名香港青年社团负责人近日对笔者说，她大学时参与内地交流团，却被反对派媒体抹黑成“洗脑团领袖”。她并不因此而畏惧退缩，反而奋起撰文反击。但她也痛感，像她这样勇敢的只是少数，更多的香港年轻人都因“人言可畏”而选择了收声。
有香港青年社团最近推出了一个“敢言计划”，该计划召集人说，就是为了让爱国青年敢于说法，发出正能量的声音。由此也可见，爱国者“不敢言”正是此前香港舆论场的问题所在。
“占中”之前，一名香港学生接受采访时透露，他不敢表达自己支持政改方案的声音，因为一说出来就会被一些激进的同学骂成“五毛”“孔乙己”。恶行恶状者嚣张跋扈，善良隐忍者忍气吞声，劣币驱逐良币，遂至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认同
2013年，哈佛大学教授、曾获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的香港学者丘成桐这样写——
“九七回归时看着英国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上时，真是感动不已。两百年来国家民族的耻辱终于去除了，这是我曾祖父、祖父以至父亲都期望着的一天。我想中国人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殖民主义者再不能假借自由为名来欺负香港老百姓了。
但曾几何时，我在媒体上看见的大都是抱怨和灰色的事情，实在令人失望……老百姓示威游行，抱怨中央干涉太多……我也觉得奇怪，难道中央参与香港的事务比当年殖民政府还要多吗?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记我们的祖宗曾受英国凌辱，也忘了先烈们为国家流的血。”
“认识你自己”，这则刻在阿波罗神庙大门上的格言，对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政治认同”，事实上对国家、社会以至于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都已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对于港人来说，政治认同，事实上有着长期纠结的历史。
2002年，两名香港本地学者就撰文称，“身份认同上的左右摇摆，心理和认知上的模棱两可，恰好反映香港华人所处之境地、所经历的历史”。根据我们曾经引用过的香港大学学者阎晓骏的研究，香港人身份与中国内地身份的真正区隔，事实上萌芽于1949年之后，原因则很多，主要是因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差异。
回归以来，香港政治中曾引发社会争论和分裂的主要议题，无不与香港社会复杂的集体心理图景存在着重要关联，为政者不能不察。
历史
在阎晓骏看来，香港社会的真正心结，其实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因缘形成并传承下来的“避难者心理”。20世纪，中国内地战争和政治动荡不断，因英国的殖民政治而得以与内地隔开的香港，成为很多战争和政乱受害者逃难的避风港。香港人口的基石就是由这些“逃港者”所奠定。
这种集体的难民心态，首先是基于对中国内地的恐惧心理，希望与内地保持安全距离;由于这种历史背景，也使香港社会的集体心理在传统上“比较乐于见到内地不好的、落后的一面，而有意忽略内地的发展变化，以利于自身心理上的安慰和修复”。
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一方面，经过多年殖民管治的尽然，香港人与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国产生了相当的区隔感，导致回归后香港社会的不少成员对认同中国这个现代国家存在心理和认知上的障碍;同时，身为殖民地居民和血统意义上的华人，香港人既不能拥有、也不被港英政府要求拥有对英国的认同。在当时中国和英国“两不管”的状态下，除了少数拥有英国公民身份的华人外，港人的国家认同长期以非常独特的形式处于缺失状态。
这种集体心理，随着家庭和同侪教育代代相传，最终形成香港社会与内地建立良性关系的重要障碍。这种心理，有持续不安全感的一面，也有对于政治权力高度敏感的一面;它使香港社会的社群生活极度政治化(比如高铁、“双非婴儿”、单程证移民等社会话题都被认为有“政治阴谋”)，又使“受害者”的心理存在(比如对明明本地强势的粤语和繁体字感到恐慌和反应过激)。
启发
有研究发现，在新兴民主地区，反对派在和建制派的争斗中几乎总是占上风。因为反对派善于造势，善于挑动仇恨、恐惧等负面情绪，善于将自己包装成“民主代言人”，而将对手塑造成“威权打手”，而且反对派比较符合年轻人口味，更善于抓住年轻人心理。
香港的舆论环境如此，和香港与境外反对势力长期经营有关。比如，《时代》杂志把“占中”学生领袖黄之锋放在封面上，以及一些反对派媒体的极尽赞美之词，就给香港年轻人强烈的心理暗示：对抗即风骨，违法真英雄。
长期下来，小朋友当然会被教坏。这不是香港高校的毕业典礼第一次出现类似事件。2014年的时候，就有香港浸会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典礼时上台撑黄伞作秀，遭校长陈新滋拒绝颁发毕业证书。
好在，这一势头最近已有所扭转。政改风波后，香港社会痛定思痛，开始重新认识“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香港候任议员宣誓时辱国和宣扬“港独”，全国人大常委会为此专门释法，香港法院也让这些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这是对极端势力的当头一棒，让国家观念和法治观念在香港得到了应有的彰显。
今年11月，《国歌法》列入香港、澳门基本法附件三，给之前某些屡次嘘国歌的人敲响警钟、立下规矩。此次学生又对国歌不敬，校长义正词严的表态，也让风气为之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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