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九十年

责任编辑： 来源: 搜狐 2011-07-10 20:07:00

　　本报记者 李庆 文/图

　　从1921年7月1日至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90年的历史。90年，风风雨雨，90年，几经沉浮，90年，从乱世走向盛世。

　　从1921年7月1日至今，一大批中华儿女在华夏大地诞生，他们或起于乱世，或经历战乱，或见证历史，或生于太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生在了各个时期的7月1日，他们各个时期的经历，正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最好的见证。他们，是中国历史上这最不平凡的90年，最好的亲历者，最好的见证人。

　　在建党9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在仁寿县，听9名“7·1”寿星讲述他们与党共度的90年，听他们讲述那些让人流泪、让人欢笑、让人振奋的故事。

　　陈茂华

　　吃人年代 日子比黄胆还苦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同一天，仁寿县龙马镇民英村，一个名叫汪翠萍（音）的女婴也出生了。由于父亲汪习锋（音）长年在外打工，汪翠萍几乎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跟着母亲相依为命。

　　“当时妈妈给人家纺线，纺4斤线可以换一升米，一个月下来，能挣十斤米。”陈茂华（出嫁后，汪翠萍改名为陈茂华）说，“苦啊，日子比黄胆还苦！妈妈、我和弟弟汪德兵（音）3个人，一天吃3把米，把摘来的胡瓜叶子和茄子叶子用水冲，去掉苦味，再煮成稀饭，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

　　“那时候一口锅有4家人在用，你煮完了我煮，我煮完了他煮。我们家一年能吃两回肉，一回是过年，一回是端午，一次有8两肉（新中国成立前以24两为1斤，8两相当于现在的3两多）。”陈茂华说。

　　一年四季，陈茂华都穿着一件从富人家捡来的烂背心。如果运气好，还能捡条烂长裤，甚至捡双烂鞋子。从6岁起，她就肩负起了纺线、捡柴、煮饭、打猪草等家务。“我那时候什么都会做！”陈茂华介绍说，妈妈白天忙纺线，她带比自己小6岁的弟弟，晚上就和妈妈一起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同睡一张床。“本来还有两个小的，但老三得痢疾死了，老四得天花死了，用席子裹起，放点树枝，就埋了，现在连坟都找不到了。”陈茂华说，“那时候没医生，得了病就该你死，死的人多了，有时候埋不过来，人就被饿狗吃了。我就亲眼见过一个死人的大腿被狗吃完了。”

　　22岁那年，经人介绍，陈茂华嫁给了方家镇甘泉村的陈子明。“我们连面都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个疯子、傻子、瘸子，你还是得嫁给他。”陈茂华说，“他比我还穷，家里人养不起，后来把他送给别人，人家也不要，我见到他时，他连条裤子都没得。我把我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在甘泉村租了一家人的房子，买了一铺一罩，两个柜子，借了三斗米（96斤），婚礼就算办了。”

　　婚后，陈茂华生了9个子女，但先后死了4个。“3个女儿活了，都嫁了出去，2个儿子都出去当了兵，大儿子陈安明在内蒙古当驾驶员，二儿子陈友生在海南当炊事员，他们两个都入了党，你不晓得我多高兴！”

　　如今，陈茂华老两口和大儿媳一起住在一楼一底、共7间房的大房子里。陈茂华已经有13个孙儿，15个重孙。“他们来看我的时候，我最高兴了。”陈茂华说。

　　“共产党好啊，毛主席好啊！”陈茂华指着客厅上方贴着的毛泽东头像说，“我们家每修一次房子，就换个新的毛主席头像，要感谢他啊，不是他，我早就死了！”

　　万子明

　　战乱期间 父亲险被抓壮丁

　　从记事起，万子明的童年就是在山野乡间度过的。“大概三四岁的吧，就要背着背篼，到山上捡矿石、渣滓来卖，要割草背回家晒，干了当柴火，还要捡狗屎……”万子明回忆说，“日子过得很苦，爸爸妈妈都包人家的地来种，年辰好，收成多，就能剩点自家吃；收成不好，不多的粮食就全部交给人家，自家只能去要饭。”

　　8岁起，万子明就开始进学校读书，但不久，就辍学回家了，原因是交不起学费。“那时候读书全靠自己交钱，交不起，先生就喊你跪倒在地上晒太阳，直到把学费交齐为止。”万子明说，“后来实在交不出来，就回家帮爸爸妈妈种地了。”

　　万子明回忆说，临近全国解放时，当地突然抓起了壮丁。“国民党派人来村里抓成年男人，如果交得起钱，就可以不去，交不起就去当兵，和共产党打仗。”万子明说，“大家都不想去，但是大家都交不起钱，被抓了，基本上就回不来了。”

　　一天夜里，万子明被鸡叫声和妈妈的喊声惊醒了，他起床后，看到了一群人，是来抓壮丁的。“我一看爸爸不在了，吓了一跳。后来妈妈才告诉我，爸爸衣服都没穿，跑到山里躲起来了。”万子明说，“过了几天，爸爸又回来了，我们全家才松了口气。”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作积极，加上有点文化，万子明先后当上了当地的儿童团团长、民兵小队队长。“我其实还是想入党，但是不敢说。”万子明说，“那时候也不晓得共产党是什么，只知道他们帮我们贫农翻了身，让我们有了土地，不受欺负了，我觉得他们好，想跟着他们。”

　　但万子明不会写入党申请书，他不好意思跟组织提。不久，时任满井区大石公社书记的张双成（音）知道了万子明的情况，找他谈话。“每次都是晚上，张书记给我讲党章，讲党的性质，叫我跟着党走，要拥护党的领导。我说好啊，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1954年，在张双成的帮助下，万子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进入满井区供销社，成了一名摆摊子的销售员。不久，万子明又成了农具厂的工人。“我工作很努力，我知道只有努力工作才能转正，那年我被评为了"先进工作者"，通过了转正，成为了一名正式党员！”

　　2002年，万子明不幸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从此行动不便，天天待在家里，靠着每月14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他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坐在椅子上，看看自家门前，那些小时候捡过矿石的山，看看曾经耕种过的田，一坐就是一整天。

　　“你问我80岁有啥心愿啊？没得啥心愿了，真没得，已经很好了。一天三顿吃得饱，已经很好了！”万子明说。

　　潘孝文

　　全国解放 日子就好起来了

　　潘孝文总是说，自己是个记性不好的人，童年甚至没什么有趣的事。

　　“我妈妈在我4岁的时候就死了，那时我妹妹只有半岁，我天天就守在屋里带她，哪有什么童年。”潘孝文笑着说。

　　1941年，潘孝文出生在文宫镇农兴村，出生之前，他的奶奶就患肝炎死了，不久，妈妈也患上同样的病死了。“没有钱医，好像有钱也医不好，那个时候都这样，得了病就等着下土。”潘孝文说。

　　潘孝文只剩下两个亲人：爷爷潘海山，爸爸潘锡武，不过就这两个亲人，他一天只能见上一次。“夜里2点，他们就挑着担子出门了，装着粗粮，到20公里以外的清水镇马鞍山去换细粮，晚上6点才能回来。”潘孝文说，“不赶场的时候，他们还要租别人的地来种，我就负责带妹妹，一天到黑都见不到面的。”

　　把所有的细粮都给妹妹磨成米粉，仅有4岁的潘孝文靠着红苕和苞谷，度过了童年。“实在没饭吃了，就到其他家里去要饭，我嘴巴甜，乡亲们也可怜我，每次给点，我就靠百家饭长大了。”

　　不过潘孝文说，那时候最让人揪心的，还不是吃饭的问题，而是遇到当兵的。“当兵的就像土匪，一来就抢东西，还要强奸村里的女人。”潘孝文说。

　　曾淑华是潘孝文的爱人，她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大人经常给我们讲，看见当兵的就躲，他们是坏人，只有"解放军"，是好人。”曾淑华说，“有一次我上山捡狗屎，就遇到当兵的，吓得往树丛钻。有个当兵的走了过来对我说"小妹妹，不怕哈，我们是解放军。"我和另一个妹妹就走了出来，他们真没欺负我们，看我们出来了，就走了。”

　　不久，潘孝文和曾淑华知道了，一群叫“解放军”的人，解放了全中国。又过了不久，村里通知全村人到文化中学的广场上听广播。“好几千人在坝子头，就听见广播里说新中国成立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看到爷爷和爸爸很高兴。”潘孝文说。

　　之后，潘孝文隐约知道了“新中国成立”的含义。“有土地了，不用给地主交租了，也不怕当兵的来抢了。”潘孝文说，“以前饭都吃不饱，后来吃得饱了，一个月还能吃一次肉。”

　　如今，潘孝文已经有了重孙，还住上了一楼一底2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2008年地震后，国家给了我们2万多块钱，镇上还给我们贷了款，加上我儿子外出打工挣了点，花了10多万修的。那些从外头打工回来的人说，在城头，这个房子要管六七十万啊！”潘孝文得意地说。

　　但潘孝文还是住在了新房旁的茅草房里，那是新中国成立前他家的房子。“我一直没舍得拆，我觉得农民不能忘本，我要让子子孙孙都晓得，是共产党帮我们翻身了，我们要记情！”潘孝文说。

　　范成君

　　土地改革 用牛量地的大小

　　生于50年代初的范成君，自称记性不好，不过有两件事他记得清楚，一是村里分土地，二是参军入党。

　　“好像是1950年，村里开始分土地了。那时候都没文化，大小什么的都没概念。”怎么办？工作组就找来犁耙手，用牛来量。”范成君介绍说，一头牛，如果上半天把一块地犁完了，这块地就算3头牛；下半天犁完了，就算2头牛；一整天犁完了，就算5头牛。“就靠一头牛，把村里的土地分成很多头牛，大家都认账。”

　　“分好了土地的单位，还要分好土地的质量。”范成君介绍说，“肥土大家都想要，怎么办啊？村民们连123都认不到，大家又想出一个办法：用竹签来抓阄，不同长度的签子就代表不同的田。你不认识字，你总分得清长短吧！就这么着，把土地给分了，而且分得巴巴适适的，大家都服气。”

　　1968年，只有17岁个子才1米5几的范成君和村里其他男孩子一样，报名参了军。很快，他通过了体检，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范成君被分在了辽宁省锦西（现葫芦岛市），成了海军陆战队某部工兵营第5连的战士。不久，范成君就分到了一身黄色军装，还分到了一把53式步枪，不过他的任务并不是上战场，而是每天负责刷油漆、安玻璃。“我当兵6年，一直就干这两样工作。”范成君说。

　　“每周星期天，我们一个连上百人还要拉到海边去洗澡，想想那场面，上百个男娃娃在海里戏水，好壮观啊！”范成君回忆起部队生活，不由得笑了。

　　更让范成君高兴的是，1971年，在连长李宝贵的推荐下，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候入党的名额很少，能入党那是很不容易的事，一定要很优秀才行。”范成君得意地说。

　　1974年，范成君从部队退伍，回到了老家，当上了民兵连长。1980年，他的父亲退休，他接过了班，加入集体商业队伍，成了慈航人民饭店的一名厨子。1990年，集体经济转制过后，范成君失业了。“幸好那个时候就业机会多了，我就到处给人打工，生活基本不成问题。”范成君说。

　　如今，范成君已经60岁了，身体大不如前，已经没法给人打工了。由于是城市户口，范成君并没有土地，加上他没有买养老保险，没收入来源。“还是党的政策好啊，每个月给我140元的低保，加上我当过兵，每月有240元的补助，一个月将近400块钱，在乡下生活还是基本够了。”范成君。

　　“要照相啊，那我就敬个礼嘛！”范成君说，“我是个军人，又是老党员，党过90大寿，我就敬个礼献给党！”

　　徐志彬

　　男女平等 只身闯出一片天

　　徐志彬的名字之所以像个男的，是有来历的。

　　“哥哥三岁就淹死了，姐姐一岁出麻子也死了，爸爸说给我取个男娃儿的名字，可能要好养些。”徐志彬说，“说来也怪，从我开始，下面的兄弟姐妹就都喂活了。”

　　徐志彬还真是家里的大姐大，她不仅名字像个男的，性格也像个男的。“女娃娃嘛，都是在家帮忙，大了就带娃儿，但是我偏偏喜欢读书，我父母也好，没有阻拦我。”徐志彬笑着说，在当时初中老师的推荐下，徐志彬顺利上了高中。

　　但遗憾的是，1979年，徐志彬高考落榜了。“回家在农业社做了一年，挣工分。我手脚很麻利，加上脑子比较活，比一些男人挣的分还多。”徐志彬得意地说，“大概干了一年多，就开始包产到户了，我们家分了三亩地，种了玉米、油菜、麦子，从那时候起，家里就有收入了，开始还早些年欠的钱。”

　　平时有空的时候，徐志彬就往当时的富加区场镇跑，倒卖衣服、棉絮、蔬菜。“我看哪种东西卖得好，就去收，然后再拿去卖，赚差价，那时候利润并不是很高，但包里不缺钱了。”徐志彬说，“越做生意越上瘾，我发现比在家里种庄稼强多了。”

　　1983年，徐志彬结婚了，次年她分了家，来到了富加区场镇上，开始卖饲料。“那几年是最辛苦的，交通也不方便，只能用背篼背着饲料，再到很远的地方去卖。”徐志彬说，“不过那时候生意很好做，来钱快，只干了几年，我们就买了门市，基本就稳定下来了。”

　　2006年，由于养猪的人少了，徐志彬改行卖起了服装。如今，她和大儿媳一起在富加镇守着服装店，老公在外做生意，大儿子在绵阳做管理工作，小女儿刚刚初中毕业。几年前，徐志彬还花了几千元，买了只贵宾犬，取名“豆豆”。几十年的奋斗，让她如今的生活彻底变了样，她已经在藕塘乡有3个门市了。

　　“我觉得啊，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女人的地位变了。像我奶奶一辈的人，别说出来挣钱了，连个名字都没有！我妈妈一辈的人，一辈子就待在农村，成天就知道种地。”徐志彬指着14岁的小女儿说，“你看这些娃儿，要啥子有啥子，从没吃过苦，过的是神仙日子啊！”

　　徐志彬对自己的日子也很满意。“天天待在铺子上，看着电视，吹着风扇，太阳晒不着，雨水淋不着，多好的日子！”徐志彬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赶上好时代了，不然也没有今天！”

　　彭贵安

　　改革开放 种地男成个体户

　　主营生猪贩运、零售的彭贵安觉得，他生在了一个好时代，“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我肯定就不会当上门女婿，也肯定干不成个体户，也肯定没有今天。”彭贵安说。

　　从彭贵安记事起，他家里就很穷。“我们家6个人，全靠爹妈挣工分吃饭，爸爸身体不好，妈妈受过一次伤，有只腿是瘸的。一年到头，我们家的工分往往挣不够，分了粮食，还要欠公社的钱。”彭贵安说，“我记事起，就已经欠了几百块了，最多的时候贷款达到了2000多元。”

　　彭贵安说，真正让他家的生活逐渐好起来，是从1981年。“那年开始包产到户，我们家分到两亩地，种上水稻，平时还喂点蚕，养点猪。”彭贵安说，“我大哥分家出去了，我和二哥、三哥平时除了帮着种地，还编席子来卖，日子逐渐好起来了。”

　　1987年，彭贵安走出家门，跟着一个“包工头”前往雅安修公路。“那时候大家的观念就发生变化了，只要能挣钱，跟着包工头找饭吃也可以了。”彭贵安说，“不过第一次出去就被骗了，没挣着钱，又回家了。”

　　回到家，彭贵安又跟人修起了路。“这次是个熟人，没再被骗了，一天能挣三四块钱吧。”彭贵安说。

　　1990年，彭贵安认识了同乡的王成，一天他到王成家里玩，被王成的母亲姚久琼看中。不久后，姚久琼把自己的侄女姚永华介绍给了彭贵安。

　　“我和她见面的时候，双方父母都不在场，爹妈说得很清楚，这是一辈子的事，你自己定。”彭贵安说，“我们两个还算情投意合，就在一起了。”

　　从此以后，村里就多了一对恋人，两人一前一后，从来不见有什么交流，男的时不时回望一眼，看女的走丢没有。“就算是吃饭，也不坐在一起，还要故意坐得远远的，更别说给对方夹菜了。”彭贵安说，“就这么耍了3年朋友，就结婚了，我们家条件太差了，我当了上门女婿，那时大家思想还算解放了，没得人说闲话。”

　　靠着给人打工，并自学当起了兽医，彭贵安一家人的生活过得还算勉强，不过两个儿子逐渐长大，让他压力不小。

　　2003年，在朋友的介绍下，彭贵安干起了生猪贩运。“那时候猪儿很多，有时候生意好，一个月能挣三四千，比当农民强多了。”彭贵安说，2007年生猪产量下降，他又干起了猪肉零售。靠着多年的积蓄和家人的资助，2009年，彭贵安花14万元买了一套房子，两个儿子一个上了高中，一个上了初中。“我当年因为没钱读不起书，吃够了没文化的苦，不能再让下一代吃这个亏了！”彭贵安说。

　　“我这几十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党的政策好！”彭贵安说，“没得改革开放，不允许买卖活动，我到现在还是乡下的一个农民，买不起楼房，供不起儿子读书，人生又是另外个样子了。”

　　刘兰

　　解放母亲 一代更比一代好

　　“80后”妈妈看了一眼9岁的女儿王琪，又看看自己53岁的妈妈廖子君，笑了一下。刘兰说：“比起我妈妈，我这个妈妈当得就要容易多了。”

　　1981年，刘兰出生在河口乡柏树村，由于村里条件不好，附近连个医生都没有。“从早上5点开始痛，一直生到中午12点，总算把她生出来了。”廖子君说，“她爸爸在深圳打工没回来，她婶娘帮我接的生，那时候生娃儿得靠自己，生不下来，可能命就没了。”

　　刘兰是生下来了，不过更艰苦的日子还在后面。1980年起，全国实行包产到户，刘兰一家共分得田、地一共4亩。“那时候深圳开放了，我爸一直在深圳的工地上打工，家里就我妈妈一个劳力，她又要背着我，又要干活，每天都累得不行。”刘兰说，“两年后，我妹妹刘冬又出生了，更是加重了妈妈的负担。我还小，照顾不了妹妹，妈妈一边照顾两个小孩儿，一边还种4亩田地，真了不起！”

　　然而廖子君觉得，最苦的还不只是身体，还有精神上的苦。“我连续生了两个女娃娃，村里好多人就开始说我闲话了，有些人甚至当面骂我，说我命贱，说我不能继香火。”廖子君说，“不光要骂我，还要骂刘兰的奶奶，骂得很难听。”

　　1997年，从初中毕业的刘兰前往深圳打工，从厂里的工人做起，一直做到了管理。期间，她认识了自己的爱人，并于2001年结婚，不久生下一个女孩儿。“我真的很高兴，我妹妹生了对双胞胎男孩儿，还很羡慕我呢。”刘兰说，“现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已经很少了，养男娃娃花费还大些，你得考虑今后给他买房子的问题。”

　　2010年，为了更好地照顾女儿读书，刘兰从深圳回到了仁寿县富加镇，在富加中心街开了一家麻将馆。女儿王琪在镇上的富加中心小学读书，从家里出发，每天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学校。刘兰去学校里看过，她觉得现在读书跟以前完全是两码子事。“我读书那会儿，要走6公里的山路去上学，天天吃莲花白，教学条件也不好，稀里糊涂读了几年，就出去打工了。”刘兰说，“她们现在读书的房子，比我们住的房子都安逸。”

　　“我小时候由于营养不良，加上没钱上医院，一直得病。但我女儿就不一样了，一出生就不断体检，6个月的时候奶不够，还可以吃奶粉，长大了要吃什么有什么，她们的生活真的很幸福，把书读好就行。”刘兰笑着说。

　　“当然了，比起我妈妈，我就要幸福得多了！”刘兰说，“社会在发展，一代更比一代强嘛！再过十几年，我女儿也会当妈妈，那时候她肯定又比我幸福！”

　　蒋璐遥

　　感恩时代 有能力就会有出息

　　再过几天，年满20岁的蒋璐遥就将前往成都，成为省人民医院一名实习生。作为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护理专业的学生，参加实习是蒋璐遥今年必修课，不久前，她从班里脱颖而出，获得了班上仅有的4名省人民医院实习名额。

　　“我们家世代为医，没有任何背景，也没什么钱，我都没想到自己能得到这样的机会。”蒋璐遥说，“我觉得自己生在了一个好时代，这个社会越来越公平了。只要够努力，我们这些草根也能变成凤凰！”

　　蒋璐遥的妈妈叫石健瑛，今年57岁，退休前是一名医护工作者；爸爸叫蒋伯勋，今年60岁，还在汪洋中心医院工作。“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在医院工作，算得上是世代为医了！”石健瑛说，“我记得从成都中医学院毕业后，我就分配到了汪洋镇参加工作，生她那会已经工作了好多年了，但是工资还是很低，只有40多块钱。”

　　爱吉他、爱音乐、爱跳舞，长大一点后，父母渐渐发现，这个在他们想象中一定会继续从医的女娃娃，竟然走上了一条不寻常的路。“我喜欢文艺，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从医收入太低了，我不喜欢那样的生活。”

　　虽然生在“90后”，但蒋璐遥很反感别人叫她“90后”。“"90后"给人的感觉是就非主流，就是不懂事，就是浪费资源。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人，我有自己的理想，我有奋斗的愿望！”蒋璐遥说，她从小的梦想就是当模特，读高中之前的身材也一直很好。但到了高一，她发现自己不再长高了，而是“横着长”。“从那时起，我决心彻底告别儿时梦想，专攻文艺。”蒋璐遥说。

　　学过钢琴、吉他、贝司、跳舞的蒋璐遥最终在高考中发挥不佳，她只考上了一个专科艺校。“要么去学医，要么复读，我选择了学医。”蒋璐遥说。

　　“我要给爸爸在乐山买套房子！”“等将来有钱了，要先让父母好过！”“要努力啊！”……2009年，年仅18岁的蒋璐遥带着这些想法走进了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护理专业。“成绩一般，倒是副业搞得不错。”蒋璐遥所说的副业，是指文艺活动，因为长期在学校搞文艺活动，她还获得了“院级社团优秀干部”等多项荣誉。

　　“我的想法是，如果明年能留在省人民医院当然最好，如果不能，我就去考泸州医学院的本科。”蒋璐遥说，“这是一个逢进必考的时代，也有平等的机会和别人竞争，我相信未来是光明的！”

　　蒋璐遥特别喜欢《春天里》这首歌，她也把自己比作半个农民工。“这个时代是很公正公平的，只要你有能力，就会有自己的舞台，尽情唱响属于自己的《春天里》！”

　　高星宇

　　城乡一体 农村娃生活像城里

　　6月27日上午9点，出仁寿县城往东18公里，富加镇康乐村，高星宇踏着游龙板在康乐村道上滑行，时不时引来过往村民驻足观看。“高星宇，走了！”外公李正祥一声喊，高星宇拿着钓竿，跟外公往河边走去。中午，吃完了外婆做的红烧河鱼，高星宇来到舅舅家上网打游戏。“除了爸爸妈妈没陪到我，其他都没什么不好啊，我几个朋友都在城里，我觉得大家都一样。”

　　高星宇是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父母都在广州一家铝合金厂打工，他跟着外公外婆生活，一年见不着父母几次。但在村里人眼里，这是个“懂事、听话、成绩好”的娃娃。

　　高星宇就读于富加镇中心小学三年级2班。每天早上6点40，他沿着家门口的水泥路步行10分钟就能到学校，7点钟便开始晨读，上午课后，留在学校里吃饭。

　　2001年，国家开始实施“两免一补”，其中中央财政负责提供免费教科书，地方财政负责免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高星宇一学期的费用是500多元，其中包括400多元的伙食费和几十元的作业本费。“每天中午在学校吃一顿，吃得还是可以。”高星宇说，“我们老师还是教得可以，我的语文和数学成绩都不错，都在90分以上。”

　　除了语文、数学，高星宇要学的科目还有英语、微机、科学、音乐、美术、体育等等。“我们老师都是优秀教师，但属于哪个级别不清楚，反正他们的普通话跟电视头是一样的。另外我有几个朋友都在城头读书，我觉得我们学的没什么不一样。”高星宇说。

　　高星宇的外公李正祥曾在富加镇畜牧站工作，现在有1700多元的退休金，外婆刘淑群务农也有一定收入，加上父母长年在外打工，一家人还算富裕。几年前，家里就修起了一楼一底，近200平方米的楼房，并且没有欠债。“在农村，修了房子不欠债的家庭，就算不错了。”康乐村村支书李文刚说。

　　“只要他读得起走，我们就能供，他读好高，我们就供好高。”外婆刘淑群说，“我算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小的时候家里没钱，只读了一年的书，现在连名字都不会写。这一代生活不一样了，不能再让他们吃亏了。”

　　遥控汽车、玩具冲锋枪、游龙板……高星宇很大方地展示着自己的玩具，“这些都是我考试成绩好，他们奖励给我的！”高星宇说，由于表现不错，今年暑假，父亲高洪成答应带他去南充，看望那里的爷爷奶奶。“我爷爷奶奶还是在乡坝头，等我以后挣了钱，就到城里买个大房子，不要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干活了，把他们全部接到城头住，天天吃好的，穿好的！”高星宇说。(责任编辑：News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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