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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广华 本报见习记者 韩伟杰
他曾是一名别无选择却满怀豪情的孩子；他又是一代独自拼搏，忍辱负重的青年人。付士珍，作为济宁赴青海建设兵团的知青，他和他的战友们曾在8000里外的生命盲区创造了一座城市―――格尔木。在曾经活过、爱过、颓废过，恨过、哭过、淡然过的青海格尔木，留下了付士珍们一生都无法磨灭的印记。
为了再现那段兵团的峥嵘岁月，回到家乡的付士珍从1978年开始动手准备创作《瀚海八百里》小说，并最终于今年6月26日出版发行。近日，本报记者在付士珍老人家中对其进行了专访，跟随老人的记忆回到上世纪60年代的青海格尔木。
“走，向格尔木出发”
1965年9月24日，16岁的付士珍顾不上父母亲无言的反对，作为济宁市支援青海建设兵团400名年轻人中的一个，唱着“坐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远方的青年人，柴达木来安家”歌谣，满怀豪情地坐上前往西宁的专列。
“那年我初中毕业，听说青海农业建设兵团招人，国家号召青年人到西部去。拿到毕业证，我就去报名，命运就是赶得这么及时。我从学校门直接进了兵团的门。父亲听说我要去青海，一句话也没说，闭着眼睛叹了口气。我母亲抱着我弟弟在车站栏杆那喊我的名字，一连去了好几天。”
同付士珍一样，19岁的火柴厂职工杨芝兰转身告别反对自己入青的母亲，穿着新发的绿色军装，迈着大步走过街口，踏上西去的列车。“当时家里要给介绍对象，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心一横就偷偷报了名。我母亲知道要去青海后，两次跑到河边要自杀。我当时穿着白色的确良的衬衣，外面套上新发的军装，从街上一走，邻居们都眼前一亮。我母亲后来也就放我走了。”
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命运让这两个原本不认识的年轻人，在日后成为了一家人，并相濡以沫一辈子。
从济宁出发的400年轻人中，有200名男的，200名女的。其中年龄最大的不过20岁，最小的14岁，对于青海什么样子，建设兵团什么样子，他们没有概念，只知道这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是去建设大西北，改变西北落后的面貌。
3天3夜之后，付士珍与从济南、青岛、潍坊、淄博等8个城市出发的九千多名知青在西宁会合，然后坐着解放牌卡车驶过西宁到格尔木。走八百公里的“搓板路”，“路上都是沙子，一道弯一道弯像搓板一样，整个人就同车的发动机一起不停打战。差不多走了3天，我们到达了营区，耳朵脑子里跑着千军万马，几个小时都缓不过来。”
当脑子里的千军万马停了下来，准备集合的队伍又遇到沙尘暴。“龙卷风一起来，整个天都暗了，有的战友就整个人被吹到沟渠里。”就在漫天飞舞的黄沙中，头发里藏着沙，嘴里含着沙的付士珍同战友一起开始万名知青支援青海的兵团岁月。
在兵团里，付士珍同杨芝兰一起分到农建十二师一团五连，拥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付士珍成了司务长。因为个子矮，只有1米55，付士珍司务长的称号被很多人叫做“小司务长”。1966年，付士珍被调往军人俱乐部负责文艺宣传工作，筹备文艺节目编排。杨芝兰作为文艺兵，参加舞蹈节目的演出。也就是在频繁的接触中，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
在本职工作之外，农业生产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活动。赶马车，种大田，垦荒地，收小麦，在青海生产建设兵团，万名青年负责四五百万亩的土地。而这些从城市出去的知识青年虽然在家没摸过锄头，在青海却开始认真学习种田的方法。
“也不觉得苦，甚至还感觉挺好玩的，虽然每天都累得筋骨散架一样，但睡一晚，第二天还是精神抖擞地去干活”。在青海，知青们一边忍受着恶劣的生存环境，一边忙着改良青海的盐碱地，推广科学种田，收获起自己种出的粮食蔬菜。“青海的盐碱地非常厉害，种上小麦，半个月绿油油的小苗长得非常好，但只要浇一遍水，田地就一层白，大半的麦苗都枯黄了。”
“蔬菜只有白萝卜和卷心菜，个头非常大，白萝卜有六七十厘米长，卷心菜的直径也得有半米，像石头一样，小孩子站在上面蹦一蹦都不会动，味道是不怎么好吃的。小麦也和我们的不一样，面粉很黏，蒸了三个小时的馒头还是黏糊糊的，拿起来往墙上一丢，就会粘到墙上。”
空闲的时间去格尔木，买些东西对兵团的知青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坐着兵团的马车，30多里路就要走好久。而且那时的格尔木就像一个镇，只有两家商店和一家旅店，买东西的话从这家转到那家，从那家再转过来，一个月只有6块钱的津贴，没什么东西可以买，也买不了什么东西，一盒牙膏，一包烟，就算消费了。”
①付士珍在创作。
②付士珍(中)和战友们在格尔木工作之余学
习毛泽东思想。(资料片)
③《瀚海八百里》的手写稿摞起来有近两米
高。 ①、③为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演，我是个神经病”
1966年开始的文革从内地蔓延至青海，在农业建设兵团垦荒戍边的知青们也嗅到文革的味道，在文革浪潮的裹挟中缓慢前行。1967年在兵团编排《智取威虎山》样板戏的付士珍因为演员人数不够，向身边的战友随口说了句，“让某连长来充个人数，演一个八大金刚吧”。这样一句无心之言，成了付士珍“老坏”身份的证据。
17岁的付士珍在“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被拉上台，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批斗。“平时正常工作，到时间就拉上台批斗。”付士珍成为“老坏”，杨芝兰也被提醒，保持距离，疏远关系。
“他们提醒我要离他远点，我偏要跟他套近乎，问他有没有被单要洗啊，我想他莫名其妙地被打成‘老坏’，心里就很难过了，我不能再疏远他。”杨芝兰说。
1970年，22岁的付士珍与大他3岁的杨芝兰结为夫妇，一间单人宿舍成了他们的新房。“我妻子在当时200女兵中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很多人追求她。她是文艺兵，我是编导，天天在一起工作，自然而然地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虽然已经年过花甲，被老伴笑称“满脸火车道”，但杨芝兰的美丽仍然荡漾在举手投足间。影册里一张穿军大衣的照片是杨芝兰初入兵团时美丽的见证，“穿着新发下来的军大衣，我第一个去照相，拿到照片给他们一看，都觉得很不错，然后陆陆续续地都穿着军大衣照相。”说起当年的感情，杨芝兰直言“喜欢爱好文艺的”，“他的才气吸引了我。”
兵团战士结婚时的热闹在付士珍脑海中留下别样震撼的场面。“好几百人坐在一起，喝着青稞酒，唱歌，跳舞，划拳。我喝多了出去上厕所，风一吹头就晕了，赶忙抓住旁边的一棵沙柳树。外面零下30多度，如果我晕过去，不是被流沙掩埋，就是冻死在外面。”
在低温面前，物质缺乏让知青们的生活雪上加霜。“一年只有一双解放鞋，365天都穿着，到年底鞋底都磨掉了。一月6块钱的津贴后来涨到10块5毛钱，但在当时也买不到什么东西。”
1975年，付士珍因为揭发兵团内有人盗取国家财产一事遭人陷害，被绑上双臂，带到团部接受审判。“我和我们指导员都被绑着，站在会场上，我妻子抱着三个月大的孩子冲上会场，一脚就把拿枪的人踢倒了。”付士珍到西宁上访，但上访的结果让他失望了。真相无法揭开，付士珍觉得回兵团恐怕不会有好结果，于是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连夜回到兵团，与妻子商量，一大早前往医院。
“我精神出了毛病，我就是个神经病”，36年后付士珍平静地向记者说着。之后，妻子抱着几个月大的孩子陪着付士珍从格尔木到西宁，又从青海辗转回到山东，住进济宁市戴庄医院。“我的表演是很好的，完全就是精神分裂的症状。在戴庄医院住了近3年时间。”
1985年，山东知青返回家乡。曾经16岁的少年付士珍也长成36岁的壮年，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回到济宁。“16到36，20年的青春，人生能有几个，我们都奉献给了青海。”
“写，为那20年无悔的青春”
“很多战友都讲，现在知青剧那么多，东北的有，西南的有，但没有一个是讲述我们山东知青建设西北的，担心多年之后这样的历史就会被忘记。”付士珍告诉记者，他写作《瀚海八百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战友们一个慰藉。“当年兵团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一些战友因为各种原因牺牲了，永远留在了那里。”
有的战友在卸马车上的麦子时不幸被歪倒的马车砸死，有的战友在生育孩子时因为医疗条件不足死在自家房中，还有战友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英勇牺牲，甚至连英雄的名字都没有留下。
付士珍说，有一位战友驾着马车在格尔木城走，辕马突然受惊，马车控制不住了。街上有很多群众，马车上也坐着人，这位战友就跳到辕马背上，用手拉住马的笼头，想让马车停下来。当时辕马的后腿都跪下了，但因为冲撞的力气太大，这个战友被甩到四匹马连接的缰绳上，前三匹马的后蹄就这样乱蹬，辕马直接就从他身上轧过去。付士珍把这位战友送到医院时，内脏都完全不能看了，“这是欧阳海一样的英雄，但都没给他留下一块墓碑”。
从1978年起，付士珍开始收集整理素材，准备将山东知青在青海的岁月写成一部剧本。回城后的第二年，付士珍正式动笔，开始了《瀚海八百里》剧本的写作。
谈起自己的文学创作梦，付士珍说，1966年，他被调往军人俱乐部负责文艺宣传活动。爱好文学的他和同班一个人称“许秀才”的战友做起了创作电影文学作品的梦。宿舍里一盏煤油灯，一条长桌成了他们创作最基础的“硬件”。没有纸，付士珍与战友拿出每月6块钱的津贴去商店买来一分钱两张的信纸；没有书，付士珍写信到家里，让家人寄来《烈火金刚》的小说，忙着把它改编成剧本。宿舍里两个罐头瓶摞起来的煤油灯是公共财物，熄灯后不能再点燃。付士珍便与战友想办法，用药瓶和纸造出一个煤油灯，偷偷点起来，在战友们睡着之后继续改编。
最终煤油灯燃后给战友们带来的黑鼻孔“出卖”了他们，“早上起来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黑的，鼻孔都成了黑烟囱，因为战友的反对，我们不得不停止创作，想来也觉那时真的不知天高地厚。”如今已经60多岁的付士珍谈起最初的创作笑着说。
“下了班就回来写，在玉米秸糊成的防震棚里，没有桌子，就拿个马扎趴在床上写。没有稿纸，我的一个朋友给我送来100本稿纸，我现在都很感谢他。”在付士珍老人的书桌上，大本的稿纸摞在一角，便利贴上写着它们的名字“瀚海一稿”、“瀚海四稿”。付士珍说这些手写稿摞起来有一米五高，虽然写着“瀚海四稿”，但实际上誊写的遍数有七八稿那么多，“每次誊写，看到那些熟悉的情节，我都会不自觉得落泪。”
妻子杨芝兰告诉记者，老伴退休后就没离开过书桌，每次去商店买东西，他要的东西不是稿纸就是笔芯，家里孩子送给他的东西也就是这两样。“如果算我用过的笔芯，真是不计其数。光书的名字我就换过20多个，写了三四本稿纸。”
由于不懂电脑，付士珍全部用手写，一笔一画勾勒出当年岁月的点点滴滴。30多年的辛苦换来36万字的作品。2009年付士珍创作的60集电视连续剧《瀚海八百里》剧本完成，2010年由剧本改编的《瀚海八百里》小说作品完成，并于今年6月26日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因为近些年忙于写作，付士珍回城后没有再回过格尔木，但老人说“每天做梦都会梦到兵团的生活”。“我们把20年的青春都献给了青海农业建设兵团，献给了那片盐碱地。现在回首去看，也许那个时代留下的很多问题都没有给我们答案，也不允许我们问为什么，但对于过去，只有四个字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情，无怨无悔。”
这本记录了山东知青20年奉献，凝聚付士珍老人半生心血的《瀚海八百里》成为老人全部的骄傲，他说这本书不仅是给老战友们的一个馈赠，更希望它能给现在服务在西部的年轻人们一个激励，让广大的青年知道最美的青春应该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将《瀚海八百里》拍成电视剧是付士珍“一生的夙愿”，“现在已经着手准备电视剧的拍摄，希望能用影像展现我们曾经的岁月。而后我也会一直写下去，把返城后我们的生活与大时代的背景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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