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手机就是摸彩票，用2块钱去博500万。”杨群如此表示，“为此，这些山寨机老板和品牌机老板都无一例外地投入到了‘赌机’的行列中去了。”
由于大家都是在仿冒国际知名品牌，所以不仅仅要赌机型数量，还要赌出新机的速度。“如果按照工业和信息产业部的规定，一部手机要进行入网监测的话，差不多要耗费两三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市场早就被抢光了。”杨群表示，“所以，不少拿到了牌照的品牌手机厂商也会‘兼职’做山寨机。”
声音大，喇叭大、电池大，公交车或者大街上“碰擦擦”的放着《爱情买卖》，这是在新生代民工聚集的区域常见到的事。作为主要销售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大喇叭的钟爱是手机厂商津津乐道的事。不管你认可与否，这里头有着各种商机。
“一般山寨手机，多是两个喇叭，在嘈杂的街市上，他们喜欢喇叭响声带来的回头率，但两个喇叭声响有限。”自此，紧跟市场潮流的董弟开始研究一部山寨手机究竟能装多少个喇叭。随后一部全身布满8个低音炮、穿透力极强的“神器”出现在了市面上，打工仔们提着它播放音乐，就像带着一个音响招摇过市。
而董弟就是这个“神器”的发明者，他也从一个山寨机公司大区经理自主创业成为山寨机老板了。这是一个奇迹，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这款手机共售出120万台，收获了一个亿的利润，由此造就了山寨手机市场的一段佳话，也“勾引”了更多的人投身到了山寨大军中来。
“一部新机子，就算卖得好，黄金期也就三个月，因为大家都在模仿。没什么专利，也没什么太复杂的技术，买个机子回来一拆开，什么都知道了。而且成本方面，主板跟屏幕120，电池外壳80，杂七杂八50，卖个350自己能赚100，到了市场终端也就600、700元这样，大家都能接受。因为不用纳税，所以价格好说。”李称。
山寨手机也曾屡屡创造奇迹，法拉利赛车型的手机，还有为信佛的人设计的佛光手机，这些类型的手机，是品牌手机厂商所不能做到的。华为在一份对山寨机的研究报告中所说：“山寨机极具创新意识，不怕丢脸，不怕低利润，把能实现的功能都实现，想方设法地满足消费者的一切需求，即使你没有的需求，也给你创造出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2009年，一款名为“铁疙瘩”，外形酷似鳄鱼的山寨手机销量也飘红，出货价高达560元。随后被波导手机看中，采购、入网检测，放在市场上销售，出货价360元每部，几个月里销量没有到达三位数。“一年时间，市场早把老款淘汰了，并且正儿八经的手机品牌，很难打进三流市场。”
销售能跑到多少，款式赌得对很重要。但如果赌错了，血本无归也是常有的事。一个月投入两款机子，出去开发需要的20~30万，原料成本方面的月结，2万台便需要800万。能否顺利卖出去，还是一个难以判断的事。
“从没有什么市场调研这东西，没人会做这块的投入，要不就是高仿要不就是自己的一些点子，没有跟市场的沟通，也没有太多专业分析，反正一款机子出去，就看能不能赌中了，几率大多是1/10。如果赌中了，那款机子加量生产，两三个月身价上亿。”李喜文称。
然而在华强北，两三年没赌中一款机子的大有人在。产品推到了市场上，几个月无人问津，仅仅半年下来亏损就达五千万。“我见过很多因为这样，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李喜文苦笑着说，这一行也是血泪连连。
赌徒们的狂欢或惨败，经过野草疯长般的发展，经过几近摧毁的打击，厂商们已经无心关注，而类似于“八个喇叭”类的市场可能性，也无人再去钻研。在“双打”持续两个月以后，涉嫌假冒伪劣、走私漏税的手机厂商躲进了华强北周边稍为偏远的写字楼，只作高仿或者并无新意的产品。有故意将卷闸关闭，在门口贴上转租启示，或者封条作为幌子，继续在里边从事生产经营的，也有仍在招商的手机厂商故意在门口贴上“本处不作手机业务”规避风险的。然而他们对前景深感沮丧。
“一开始他们做贴牌做仿冒，是因为申请牌照的门槛太高。当时贴牌最多的是北京CECT和广州金鹏，这两个牌子也是那时候开始做烂的，不管是或者不是，都把这牌子往上贴。到后来牌照放开以后，能够得上所谓品牌的，也不过40-60家。”杨群表示。在2006的时候一部国产手机利润达到500-1000元，而在更早的时候利润更高。而到现在，一部手机能赚100元就不错了，很多时候卖一部手机直接挣15元，如果是低端手机恐怕5元钱都保不住了。
其次正规牌照手机需入网送检，消耗时间至少45天，这对于更新极快的手机市场，时间就是金钱，45天过后大多款式已被淘汰。“一款手机从立项、修改、测试，再到招商、开模、交货最短时只需一个半月时间，但是正规手机从研发到上市，一般要1年左右时间。”有厂商反映。
由于避税盛行，有政府内部人士表示，深圳市政府多次试图清理华强北。然而其中涉及至少20万以上的山寨产业从业者的就业各种问题，让政府难以下手。“你要说避税吧，它虽然纳税4、5个点，但总量上也有不少税收贡献。”而这一次，深圳市政府是痛下决心开始清理这个行业。有行业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受“双打”影响，华强北电子市场已有2000余商户退出市场。
但是，如果按照正规渠道经营，17%的增值税，在研发经费，质量提升方面需要投入的资金，足以让山寨手机价格几近当今品牌智能机。“那我们是完全没了生存空间的。”薄表示，对于行内这3000多家山寨手机厂商去“从良”，是很不现实的事，“只有偷偷藏着做，或者不做。等到没法做的时候，没有人会想着去改变，改变的成本太高”。
事实上，“捞一把走人”，是不少山寨手机厂商的想法，因为他们本一开始做这行，就选择了冒险。
在华强北做 “上牌洗白”成唯一出路
陈涛(化名)男70后
2005年从温州只身来到深圳华强北闯荡
2006年成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0年创立品牌
在华强北明通数码广场23层，陈涛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倚着窗，边数着窗外的高楼边说道：“这里总共有1000多家手机集成商(手机生产链条中最末端的一环，集成外观设计、方案设计、外包生产，并负责最终的市场销售环节)，有牌照的不过300余家，剩下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没有牌照的三码机厂商，已经比三四年前少了近一半了。”
2005年，原本在温州做手机经销生意的陈涛听朋友说，做手机更赚钱，便只身来到深圳闯荡，从三码机开始做起，也同时见证了华强北那段最为繁华的时期。但随着进入者越来越多，三码机的生意逐渐趋向“微利”，加上三不五时地有工商执法大队前来查封，陈涛的公司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去年，手机生产企业申请牌照的注册资金要求从2亿人民币降到了2000万，他开始动心把自己的旺德诚电子科技公司上牌“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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