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八点半,地铁西直门站,是一天中的人流最高峰期。从站厅到13号线站台的上行自动扶梯前,挤满了来自2号线、4号线和入站口的三股人流。在早高峰时段,各地铁站几乎每一级扶梯上都站满了人。从侧面望去,是一排抓扶梯的密密麻麻的手。
这部电梯高约7米,宽约1米。根据观察粗略计算,这个时段,这部电梯每分钟有大约90人乘坐。根据4月发布的统计数字,北京地铁日客流逼近700万人次。实际上,作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重要措施之一,北京地铁建设高歌猛进,交通管理当局也一直采取种种措施提高地铁所占的出行比例。
按照7月6日的官方通报,“7月5日上午9时36分,北京地铁4号线动物园站A口上行扶梯突发故障。扶梯在上行过程中突然停止并快速逆向下行,导致1名乘客死亡,30名乘客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
而北京地铁事故发生后,紧接着7月10日晚,深圳地铁4号线清湖站电梯又发生伤人事故。
一时间,在电梯生产量、保有量、安装量均为世界第一的中国,电梯安全成了众人关注焦点。据记者调查发现,中国电梯行业在设计制造、安装、维护保养等环节中,均存在种种安全隐患,令人疑惧。
在设计制造环节,中国虽是电梯制造大国,但不是强国,生产企业看重眼前利益,拼市场而不是拼品质;相关标准照搬国外;而在出厂之后的安装、检验、维保诸环节更是百病丛生:监管缺失,企业恶性竞争,检验形同虚设,甚至监管者与不良企业形成了腐败共生的格局。
祸因重现
对于北京7月5日的“电梯夺命”事件,现阶段官方的说法是,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固定零件损坏,驱动主轴发生迁移,造成驱动链条脱落,扶梯下滑。同时,附加制动器未启动。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张巨明表示,地铁4号线事故电梯的生产商奥的斯(Otis)此型号电梯存在设计制造缺陷,同时,也存在电梯维护保养问题。
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委托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主任李守林向记者表示,事故原因调查报告将递交事故调查组,以统一的新闻稿形式对媒体发布。“我们不能违反纪律对外发布,也没有权力发布,我们只对事故调查组发布。”他说。
回溯以往同类型的电梯事故,可以发现相同的事故原因远不是初现,而是“故事”重现。
2010年12月24日,深圳地铁1号线国贸站的1台自动扶梯突然逆转,致使多名乘客受伤。在今年3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验总局(下称质检总局)印发的一份名为《关于加强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监察工作的通知》的文件中写道:“深圳‘12.24’扶梯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驱动主机的固定支座螺栓松脱和断裂,使主机支座移位,造成驱动链条脱离链轮;另外自动扶梯附加制动器未能有效动作,上行的自动扶梯在乘客重力作用下逆行导致多名乘客受伤。”
对比之下,两起地铁扶梯事故原因完全一致,相隔不足7个月,就祸因重现,夺人性命。而且,电梯都是奥的斯生产的513MPE型自动扶梯。
这两起地铁自动扶梯事故的处理方式都如出一辙,“排查和整改”。而事实证明,深圳“12.24”电梯事故发生后的排查与整改,并没有让几个月后的北京地铁4号线自动扶梯1死30伤事故得以避免。
频发的电梯事故,让业界反思原因所在。天津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教授万健如表示,中国的电梯“发展太快,电梯生产的增长速度连续多年超过20%,去年更是超过30%,今年上半年甚至超过了39%。现在,生产厂家有400多家,约占世界生产厂家的一半。”万说,“发展太快,各个环节跟不上去。现在,最薄弱的是维保,安装上也有一定的差距。人员素质堪忧。”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工程师饶美婉在200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地铁设计中的公共交通型重载自动扶梯》的论文,在该文中,她提出,为了应对地铁扶梯常年每天20小时连续工作和承受客流高峰的需求,公交重载扶梯必须具有在每3小时间隔内,持续重载(1米宽的梯级负载120公斤)1 小时以上的能力,电机的功率配置满足这一需求,动力配置应有足够的裕度。这一要求,是国家标准《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中规定的2倍,国家标准规定是在每3小时间隔内,持续重载不少于半小时以上。
是否中国的电梯标准就低于国际标准?作为国家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万健如解释说,中国的电梯标准“基本采用欧洲的标准,处于同一档次。”但中国的地铁运行环境特殊,“人太多,扶梯长期超载运行。”欧洲的标准中,没有考虑到这些情况。他认为解决电梯安全问题,应该通过“缩短维保时间,增加电梯数量,让电梯休息”和增加电梯的电机功率来解决问题。
一家做维保起家,后转向电梯制造的企业的董事长认为,中国对于欧洲的标准没有吃透、制造业整体水平低下、虽有标准但执行不严等方面,使得中国的电梯“到处都是雷”。
可怕的潜规则
“雷”不仅仅存在于制造标准上,更多的雷还在制造和维保等一系列实际环节上。
为确保电梯的安全性,中国相关规定不可谓不多。首先,电梯的生产企业要取得《电梯生产许可证》;在产品正式投产前,要进行型式试验,确保符合各类规范;其次,电梯由生产者检验出厂,进行安装,之后,有安装验收;投入使用后,还有每年一次的检验和定期的维保。
但是实际操作中,却另有一套潜规则。
业内人士透露,中国电梯生产企业过多,在生产销售环节,采购方都以最低价进行产品招标,所以很容易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很多电梯生产的小企业,采取超低价竞标的方式,导致大企业也跟着降价,而降低成本的方式,就是使用更便宜的配件。比如,“把钢板的厚度从2厘米减到1.5厘米”,采用成本更低的材质,生产“中国版的电梯”。“现在,铁道部的(电梯采购)标是最大的标,也采用了最低价中标。各厂家都拼命降低成本,都是在零部件上做手脚。”一位电梯业的业内人士说。
隐患从生产环节就已经埋下,但是在安装、改造、维修环节,则更为严重,因为发展太快,发证过滥,进入门槛低,使得维保企业在低价竞争的环境下,利润极薄。在人工成本不断上涨的大环境下,很多定期维保形同虚设。
北京电梯商会会长缪步升认为,国家质检总局对生产企业,北京质监局对维保企业都存在“发证太多”的问题,导致了企业之间为了争夺市场,大打价格战,进行恶性竞争。
一个例证就是,在北京,与电梯相关的协会山头林立,至少有4家。北京电梯商会只是其中一家,其成员有300多家,主要是维保企业。
在维保企业中,电梯生产厂商设立的维保企业规模最大,能达到“8000~1000台(电梯)”。电梯维保企业北京中豪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安学江说,“但生产企业的维保公司服务差,周六、日要休息,晚上6点之后,就找不到人了。”而且随着人工成本上升,定期维保变成了“走形式,上去(电梯)一坐,没问题就走了。单子填了,活儿(维保)没干”。
而大多数维保企业规模很小。“维保企业太多,平均不到400台(电梯)”,缪步升说。这些规模小的企业,一方面受到生产厂商“配件、技术封锁”,一方面对人工成本上涨敏感,每个工人负责维保的电梯越来越多,“正常情况下,一个人负责15~20台(电梯),现在普遍到40~50台,60~70台的也有。”安学江说。此外,还存在没有资质的“小维保”通过“挂靠”进入,更加剧了市场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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