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对于心脏支架这样的植入性医疗器械,必须由国家药监局注册审批,否则视为“非法”产品。小公司很难拿到很多大品牌的代理,老板往往通过私人渠道购入非法产品,医生大都能看出东西的真假,但给些回扣一般不会拒绝。一些不具备条件却想开展手术的医院,只能聘请大医院的专家前来完成,利润双方分成,形成利益共同体。伴随高收入而来的却是职业的低风险,即使手术中发生事故,往往很难追究到医生的责任。
凤凰卫视7月14日《社会能见度》,以下为部分文字实录:
解说:马福枝在医院住了近一个月后出院,她的左侧身体仍然没有知觉。子女们回想起在医院的细节,开始怀疑医院做心脏支架手术的资质。
因为当时在病房监护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叫球囊反搏监护仪,除了主任会读那个仪器之外,其他医生都看不懂那个仪器,不知道怎么读,我们看着老人高血压的时候也曾经叫过医生过来,说这个数怎么这么大,他自己也弄不太清楚,也没跟我们讲明白,所以说40分钟也没及时抢救,
后来我们就是了解了一些情况,对这个医院有没有资质确实有一些怀疑,经过咨询河北省卫生厅,包括其他方面的了解,发现这个医院根本没有叫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的资质,它的两个手术医生也没有资质,
解说:在河北省卫生厅的网站上,我们查询了2008年和2009年公布的两批获准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的医疗机构名单,并没有发现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而事实上,段广水和马福枝的案例都不是孤例。
根据南方周末报道,南京一位患者老周,2008年曾在南京一家医院做过心脏支架手术,在这个手术当中,他被装了一个尚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支架。而且安装失败,支架永久性地堵在老周的心血管中。
另有媒体报道,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三年每年增加6万个,近年来由心脏支架引起的医疗纠纷并不少见,那么,这些事故中非法的心脏支架究竟从哪来?心脏支架手术背后的乱象还有多少?
解说:王方在2003年到2006年间曾在北京的一家医疗器械经营公司工作,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向医院推销心脏支架,在离开那家公司后,他决定说出自己从业几年来的经历。
王:我从2003年开始去一家公司,当时很小一家公司,代理一家德国品牌支架,后来从2004年开始,代理了国内的,使用的是国内的,当时并没有代理,就是使用国内山东吉威医药生产的一个支架,
解说:王方说,当时他所在的这家公司是个小公司,员工不到10个人,老板进货让他们去卖,薪水按业绩的3%提成,当时王方的年薪在30万以上。没过多久,他开始发现自己推销的支架有问题。
王:后来慢慢的在使用过程中,有的医生提出来了,说你们公司胆子这么大,这种东西敢在市场用,我们这才留意,而且不只留意这支架,包括其他的东西也开始慢慢留意了,了解了一些,也看了一些药监局的规定,比如说上面必须有中文标识怎么怎么样,我再一看我们产品,几乎所有的都没有中文标识,包括支架、球囊、其他的配件什么的,而且就说后来当时医院也不在意这些,也没人去检查,后来有的医院要求这些以后,我们公司然后去找一些印刷厂,自己印了一些让我们自己往上贴,贴上以后拿着医院再去卖。
解说:这在段广水的案例中可以看出端倪,他告诉我们,医院不仅无法提供支架的合格证,在购买手续上的说法也前后不一。
段:我2006年5月31号做的支架,它那发票的日期就是2006年5月31号,我就说我当时我提问,我说我当天做支架,你当天进货啊。他那么解释的,就是说我随时可以,随时可以调换,而且后来他又拿出证明来,说他4月11号这货已经进了,所以说这里面,我就敢说现在包括最美康、天泰他们全部做的都是伪证。
解说:中国的医疗器械实行注册管理制度,任何医院器械,必须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获得注册证方允许上市使用。而对于心脏支架这样的植入性医疗器械,则必须由国家药监局注册审批,否则视为“非法”产品。王方说,像他们这样的小公司,很多大品牌的代理很难拿到,老板往往通过私人渠道购入非法产品,其来源也分为进口和国产两种。
嘉宾:进口的一般都通过走私,国内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新产品还没有上市,它也得有一个时间,就说这段时间可能是,拿到医院先做试验,但是这个都必须应该给病人讲明的,
国内当时在2004年、2005年的时候,药物支架刚刚上市,小公司拿不到大的代理权,就是大的品牌拿不到,只能拿一些国产的,国产的因为当时还有很多没有审批下来,
我们就是从一个私人渠道,拿一些试验品,开始在市场销售,山东吉威医疗,在山东威海,他们生产的支架。
解说:王方说,公司的员工进入公司后,会划分出各自的区域,然后开始到区域内的医院接触心内科医生,介绍自己的产品。这些医生大都能看出东西的真假,但一般不会拒绝。
王:他一看这个产品有问题,当时作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然后过后他会跟你讲,这个怎么算,你马上给他讲,我这个比例会高一些,怎么怎么样,或者这个可以给你加到,就是普通支架比如说是,给医生当时返的是1500到2000,这个到2500甚至到3000,在钱上多加。
除非遇到特别难的病例,可能会用一些合法的支架,比如说大品牌的,它各方面比较好一些,一般情况下,我觉得甚至有的医生更愿意选择违法的,这样给的钱比较多一些。
解说:马福枝的子女们在母亲出事后对医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在医院的网站上发现,这家医院心内科7年来,每年开展冠脉支架植入术200余例。
李:一个就是毛收入一万二千块钱,平均最少要做三个支架,我们同病房的一个病友做了七个支架,据说他是因为公费医疗,还有的第一次做了两三个,后面因为又堵了,又再做三四个的,这种情况都有,这个它的毛收入可想而知,你想这个医院里面这个心内科,是医院应该是收入最高的,也是整个科室收入最高,医院里收入最高。
解说:这是王方当年所在公司的报价单,时间是2005年2月,其中这个牌子为excel的药物支架就是他们公司主推的产品,当时还在试验阶段,属于非法支架,王方说,因为这在当时是新牌子,他们当作进口支架来卖,每个22000元,而进价只有2000左右。到2005年12月,这个牌子的支架获得注册证,价钱回落到正常的国产支架水平,也在万元以上
王:而且这里面不只,不单单是一个支架,你包括一个手术出去以后,除了支架还包括球囊,球囊也是高的时候卖到1万多,实际进价1000多块钱,还有其他的一些导丝包括其他所有的配件,加价差不多,多能加到10倍,少的也得在5倍左右。
解说:王方告诉我们,如此之高的利润不会全进到公司老板的腰包,在北京周边,一些不具备条件却想开展手术的医院,只能聘请大医院的专家前来完成。段广水正是如此,他在门头沟医院做手术,主刀的是来自世纪坛医院的医生,手术前,他还要为此付一笔额外的费用。
段:区医院的主任就找我,就是说给我们做这种造影,就是说从外面请来的专家,就说每个人你们得交1500块钱的那个,叫什么点刀费吧,就是好处费,说白了就是好处费,说这个是没有任何票据的,当时我问他,我说你们让我们交这个钱,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做,他们说他们没有这个资质做不了,所以说得请外面的专家来做
解说:而王方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就是为专家和各个医院搭线。
王:比如说他们医院如果有病人了,我们去带着我们的产品,接到北京的医生,去他当地的医院去手术,这个在手术过程中,北京的医生用一个支架给他提1500到2000,用一个球囊提500到1000,这是给北京医生的钱,这一笔钱一般都是在手术结束以后,当时就付给北京医生了,然后当地医院心内科的主任的钱是,病人所有花费的钱20%给他提,就说比如说今天手术一共花了100万,其中有20万是这个医生的,是心内科主任的,当地医院心内科主任的。
解说:一般来说,王方带着专家和自己公司的产品到外地完成一次手术,向病人收取的手术材料费在5万左右,其中,就有20%左右要付给专家,20%要付给当地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另外有20%为产品的成本。在这样的利益共同体下,过度医疗也就无法避免了。
王:嘉宾:很多有的没必要的时候,因为咱们国家好像有一个规定,达到一定的狭窄度80%、85%吧好像是,才装这个,但是我见过40%的就给装的,一个是这个不该装的装了,还有的是说,本来装一个支架就没问题可以的,他可能装2个到3个,
李:说实在的我们到底能上几个支架,该不该上,我们真是不知道,医生这么问我,我们一下也没了主意,我们就给医生讲,这个由你们来定,医生说我看还是上,我们说刚才原来说一个,现在变成两个,又要上三个,我们就在那犹豫的时候,旁边一个助手说你们赶紧再上一个吧,上一个肯定有好处,说你这次要不上,过几天再堵的话还得多上一个,还多花多好多钱,医生这么说我们想,多上一个肯定是有好处,我们自己也想多上一个对老人是有好处,那就上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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