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海鹏
[ 农场的规模小，意味着与消费者的沟通成本很低，也便于形成小众化的生产和消费者的一体化。更何况这是供应朋友圈的消费 ]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城市白领“上山下乡”务农。
这似乎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前者的逃离，更多的是因为务农的比较收益低下，“从土地中刨生活越来越难了”。后者的下乡，在国民日益头疼食品安全的背景下，理由也显得尤为充分。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业因化肥等农资的短缺，大体上仍沿袭传统的有机农业模式。后来，受高投入、高产出的“石油农业”（又称化学农业、无机农业）模式冲击，中国农业逐渐对化肥、农药产生了依赖性。
尽管这种模式在消灭饥饿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不得不承认，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在并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更容易产生食品安全问题。
新农人的“自救”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在国外，尽管生态农业的叫法各异，但是宗旨和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在健康的土地上，用健康的生产方式，生产健康的食品，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现实中，支持有机农业，保护的不但是自己，还包括家人的健康，也相应地保护了环境。
目前，消费者的觉醒已经使得有机农业有了市场，而且整个市场份额虽然不大，但还是在逐渐增加的。
消费者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了自我角色转换。
易新鲜生态有机农场的创始人曹岩松对本报记者说，最初承租农民土地，进行有机农场尝试的时候，更多的是为了“自救”。当然消费者除了自己，还包括周边的朋友。
没有有机肥，就不会有有机食物。在有机农业生产基地中，种养结合，是比较理想的生态农业的模式。至于农场本身是“禽粮互助”，还是“稻鸭共生”、“稻田养鱼”都不重要，关键是是否有有机肥料存在。
注重实践的蒋高明，2006年7月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成立了弘毅生态农场。弘毅生态农场的土地多为农民不愿意种的涝洼地以及山岭薄地。
目前，既有种植又有养殖的弘毅生态农场已经能够完成自循环。生态农庄的重要光合产物来自大田粮食生产。这部分区域的重点是捕获太阳光能，并固定碳，同时生产粮食和秸秆。如果去掉人工等成本，效益是不明显的。
更重要的是，大田所产生的秸秆再配合粮食，可以用于饲养牛、羊等反刍动物。所产生的肥料，又能够用于生产能源和有机食物，利用反刍动物就实现了秸秆等废弃产物的第一次升值。
再辅以有机食物生产区，不但生产有机蔬菜，还生产有机水果。因为大量使用有机肥，按照国家和欧盟的标准生产有机食品，优质优价，可实现亩收入万元。
此外还有庭院经济区、乡村经济开发区、能源生产区、休闲娱乐等其他功能区。
在蒋高明的实践中，实现生态循环的有机农庄，能够获得比现今农业模式更高的收益。
在他的未来设想中，农业的功能应该是综合性的，不单纯是产业，应该包括但不限于文化、旅游、休闲、养老等多功能。
“中国农业哪怕仅10%的农庄实现有机种养，依靠城里人的自觉消费，就可为国家解决许多诸如环境污染、乡村能源、粮食安全、农民就业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蒋高明说。
有机农业的风险
节令更像一种命令。农业收获的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这就使得农业，尤其是有机农业，无法摆脱自然束缚。
在生产环节，风险多来自于自然界。销售环节，风险则多来自于市场。对于从事小农经营的农民来说，这是没有办法根本克服的，往往会发生增产不增收的情况。
如今的农业生产模式下，农民利润有限，要依靠提高产量实现增收，还要承受土地污染的苦果和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就生产型农场而言，沈阳沐诺农场的创始人黄英博对本报记者说，主要的成本包括生产物资、劳动力和经营。
“有机农业主要是天天干活，不得闲。时间接近工业生产，劳动量接近农忙时。规模大了有人服务，规模小了全部自己来。”黄英博说。
具体来说，育苗、浇水、翻地、施肥、移苗定植、除草、除虫等工作，需要根据生产计划进行。由于苗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这一系列工作需要经常进行，可能十天就要一次。日常的风、雨、晒、水、虫等灾害都要管理。
有机蔬菜产量并不高，再加上销售、运营、配送的费用，直接导致成本高企，传导到下游，自然使有机食物的价格比普通食物要贵。
这就决定了消费者是中高端人群，白领以上阶层。
蒋高明也说，调动农民从事有机农业的积极性并不难，只要这种辛劳得到回报就可以。
同时消费者也应该改变消费观念，尊重价值规律。总是希望以较便宜的价格购买到有机食物，要么购买到的是假冒的，要么有机食物的供应不可持续。
为了避免销售不出去的尴尬，有机农场常用的方式是，先招募会员，然后预交费用，常年订菜。
但有机市场的鱼龙混杂，使得造假的成本低廉，很容易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黄英博说，这就更要求有机农业的生产者，必须是一个有良心的人，至少要有底线。要有耐心和实干精神，不能想着赚快钱。
信任才是核心
当然，为了保证有机食物的生长环境，让消费者获得更新鲜、更天然、口味更纯正的有机食物，严格按照有机产品国家标准（GB/T19630-2011）来操作，对从事有机农业生产每一单元的土壤、种植品种进行认证，设置转换期、缓冲带和栖息地，这是从事有机生产的必要条件。
这对于从业者来说自然是一项不菲的费用。高昂的成本也相应提高了从事有机农业的准入门槛，将大部分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排除在外。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小企业就没有生存之道。
对于从事这个领域的中小企业来讲，更多的是依赖于消费者对生产者的信任。比如，CSA（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更强调的是“分享”，通过城乡社区相互支持，发展本地生产、本地消费式的小区域经济合作。
具体来说，消费者与生产者在共同分享有机农场的收获时，也要共同承担其中的风险。由于是预先支付菜款，所以如何降低来自于自然界的风险，就尤为重要。
分享收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石嫣认为，消费者重视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产品是否可靠，他们的消费是否能得到足够的尊重。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互信，这是中小企业与消费者所能达成的认证有机食物的最低成本。”程存旺说。
在北京周边，本报记者观察发现，有机农场的规模大多并不大，以几十亩居多。曹岩松对本报记者表示，因为都是朋友，彼此熟悉，在其他信任体系严重失灵的情况下，这种信任成为基本保障。
曹岩松表示，农场的规模小，意味着与消费者的沟通成本很低，也便于形成小众化的生产和消费者的一体化。更何况这是供应朋友圈的消费。
“小众化的沟通和互信，谁还会在意是否认证呢？”黄英博认为，只有上了规模的企业，因为没有办法做到个体沟通，客户太多了，沟通成本太高，所以就通过认证，通过第三方实现信任。
但是，基于信任建立起来的消费，因为监督成本较高，导致约束条件很少。利益驱动下，行业也存在混乱情况。
蒋高明认为，骗一时骗不了一世，通过市场的选择再加上政府的监督，充分保护消费的知情权、参与权，才会恢复消费者的信心。大浪淘沙，总会保留行业的优秀者。
不过，即使如此，有机农产品要彻底替代普通农产品很难。目前，有机农业在整个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不高。
“当生产者可以坚持无农药和化肥的种植方式，改变也就开始了。”石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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