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真实中国

责任编辑：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12-27 22:52:14

依据公开记载，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卫生部在2003年1月就接到了广东的报告，并派人到广东调查。此时中山市已经有28个病人，其中13名为医务人员。但情况并未通过全国监测网络告知其他省份医疗机构。2月， SARS传染到了香港、广西、湖南、四川和山西。

3月1日，一位山西患者到北京就诊，病毒渗入北京。

直至4月20日，在中央新领导层的断然处置下，事件才向另一方向发展。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解职。此时官方数据报告北京病例骤增至362例。北京已被推到大规模社区爆发的边缘。

小汤山七日

金荣华们很快接到医院党委消息，要在4月下旬做通病人思想工作，将其送抵一所临时搭建的野战医院。

就像当年那些信奉龙脉的王族贵胄，金的病人很快将沿着中轴线向北转移。一个即将引发全世界怀疑的决定正在酝酿。

4月22日傍晚，北京市政府第一会议室召开联席会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已决定由解放军总后勤部执行“中国式”的集中收治，以纾解首都的危机。

工作组预计，未来每天新增疑似病例会在200人左右，因此需要找到足够的医疗资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建议，去小汤山看看，那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工人疗养院。

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白书忠立即亲赴实地勘察。小汤山南距北四环20公里，西距昌平区中心10公里，交通方便，四周空旷，便于机械化施工。风向水源也不会影响主城区。

国务院次日即批复，国家紧急征用小汤山疗养院后面的土地40.3公顷。两期工程，一期1000张床，二期400张床。

十几位设计师埋头苦干，从深夜画到东方既白。共出台5个总体规划设计方案。拟建东区和西区，西区收确诊病人，东区住疑似病人，中间隔一条马路。

北京市六家建工集团连夜受到召唤。4月23日拂晓，4000余人和500多台机械设备浩浩荡荡开进小汤山。工地负责人手里只有一张简单的没有坐标没有施工图纸没有水准点的平面图，施工现场没有路，没有水电，一片荒野。

那位当时分管的副市长刘志华下令道，“如不能按时完成，建议市委撤你们，同时降低你们企业的资质，不让你们在北京承揽施工项目。”市委书记刘淇代表北京市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向中央汇报，立下军令状——小汤山将在4月30日22点接收“非典”病人。

目击者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密集的工地。高峰期工人总数达到7000多人，机器震天响，对面说话根本听不见。清洁走廊里更是人挤人。

5月1日凌晨，小汤山的病房里放入鲜花，病患陆续搬入。每间病房15平方米，设两个病床，有单独的洗浴间和空调电视电话，还安装了供氧送风呼叫系统和紫外线消毒灯、真空吸痰器等，病房外用铁栏围起外走廊。

曾光说，这样大的工程，国际上最快也需要8到10个月。“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不会相信。”

有专家断言，如果没有小汤山，北京至少要增加2000至3000名“非典”病人，还要再死一二百人。

公开！公开！

擅长动员的国家体制已在发挥效率。昌平区画出两条红杠，红杠外由地方负责，红杠里由军方负责。医护人员也圈在里面，不能外出，与病人同时隔离。

金荣华在部队医院的同仁已像电池耗尽的机器，他们每天游走在病毒宿体之间，囚囿在疫区里的神经紧绷到极限。

情形类似于法国人魏丕信在明朝荒政研究中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有一套老练成熟的官僚运行体系，熟习于在灾祸发生时由上至下临时响应。而民间对灾难则触觉敏感。两者间的鸿沟，使中国社会常因大灾出现震荡。

病房外是不确定的世界。非典正演化成另一种危机——《21世纪经济报道》当时记载：“谣言，近来随SARS幽灵在中国各地迅速蔓延。”

朝阳门内大街225号，灯光昼夜不灭，非典期间密集的新闻发布会和信息材料在这里汇集。外宣部门自2001年中国入世时起开始推动的信息公开制度，终于走到了凝聚共识的节点。

早在“9•11事件”后，中国研究者和主管部门嗅到一丝机会，他们开始相互交流新闻发布、政务公开的价值，那年年底，国新办推动形成了一个学制五天的全球传播研讨班。由于引入了美国案例，对外还只能谨慎称“介绍情况，批判借鉴”。

上百名中央部委的官员和地方厅局级干部陆续成为学员。主讲者来自主管部门、学术机构和媒体机构，其中甚至还包括西方媒体驻华记者。主讲者之一的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董关鹏回忆，一些官员对占用五天去参加交流课程表示不解。

研讨班因疫情停办的几个月间，信息公开之门对公众渐渐打开。董和清华团队的成员常在半夜接到学员打来电话，“你们过去讲的东西都用上了！”那些一线传来的声音疲惫中夹杂兴奋。

孕育多年的制度变革，终于在危机倒逼下获得了准生证。中央迅速批复CCTV新闻频道进行24小时直播的尝试，3月1日试播，5月1日正式开播。国务院强调要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规追究瞒报信息官员的责任。之后，全国有近百名官员因此遭到行政问责。中央相关部委迅速公开新闻办公室和防疫咨询的联络方式。

北京市委由一位副书记牵头，将其下各部门负责新闻发布的官员被拉到青岛接受发言人培训。官员们一一在摄像机镜头下召开模拟发布会，接受同批学员和授课人的各种提问。

此后不久，国新办开始大规模在各省区市开办“政府发言人培训班”。中央亦连续发文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试行新闻发布制度。信息公开的理念深入到矛盾复杂的基层行政运转中。

“两年时间，政务公开等观念逐渐在政府内部形成共识。”董关鹏说。

“这期间为了改变不同部门各级政府各自为政，中央密集出台了一批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法规。” 中国社科院行政管理领域副研究员贠杰分析。到了防控中后期，中央一方面严守小汤山缓解政治压力，又能通过信息公开引导社会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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