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十周年108版特刊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全球权力体系漂移的十年,是全球经济格局发生裂变的十年,更是全球知识生产和消费方式产生革命性变化的十年。本刊将以宏大的视野,解读这十年的深刻变化,发现影响下一个十年变革的动力和趋势,在被改写的地图上发现新的世界观。
我们应该怎样去相信未来
刘晖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双重奏中的关键性复调。类似于“9•11”及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的标志性事件固然不能省略,而真正决定未来世界洋流走向的长波性因素何在?繁荣是否终结,未来如何相信?
如果没有全球性金融危机,乐观主义将取得完胜。从千年史的角度,因为科技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纵深拓展,全球经济已经进入持续增长的第三个世纪。19世纪按照实际值计算的全球人均收入增长了20%,即使在包含了噩梦般的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增长却依然达到了90%。要知道,以百年为单位,全球经济曾经历了八百多年的停滞。而发生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尾的金融危机,即使不能摧毁这种乐观态度,起码也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全球经济在烈火烹油般的繁荣之后,泛滥的流动性被复杂交错的全球金融体系所吸纳,加上缺乏全球治理的配合,这种风险的裂缝越变越大,风暴终于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产生。金融危机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改写了全球经济地图。正如最近有观察家提出来的全球“三明治”体系所言,新兴市场国家固然不能在危机中“脱轨”,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中的亮色却不能否认。而老欧洲的很多国家,因为债务危机成为“麻烦制造者”。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金融危机改变了其在全球权力体系的配比,但要断言其已经衰落,却为时过早。问题是,现在的危机拯救方法,包括最近美国不断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真的可以让宴会的舞蹈一轮又一轮地跳下去吗?一个长时间的通胀时代会不可避免地降临吗?谁来为那些香槟泡沫买单?“我的货币,你的问题”这个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一直存在的游戏会终结吗?这些问题,将不可避免地要拖到下一个十年来回答。
回到中国现场,对这十年的观察,需要放在更为广阔的光谱上。如果说百年的历史是一个沉郁的低声部,那么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则试图找到自身的语调。对于中国这个后发的现代追赶型国家来说,百年近代史带来的,不仅是主权国家的分崩离析,也是帝国治理体系的完全崩溃,更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深刻焦虑。“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道术之裂,东西之争,成为不断激发的多声部。即使在那些辉煌的高音部里,仍然摆脱不了来自历史的深处的如同大提琴一样沉郁的低音。这种内在的紧张使得“心灵的习惯”变得纠结和复杂。可以说,在百年来,我们“心灵的习惯”一直被诸多复杂的情绪所包围:挫败(我们本来应该是强大的)、怀疑(我们是谁,又能成为谁)、怨恨(到底是谁造成了这种状况)、焦虑(我们到底应该往何处去)。而建立共和国、改革开放、包括这十年的中国故事,都是对这种危机的回应和修复,光荣与梦想也同样来源于此。而现在,我们拥有不同以往的自信,但是却不能忘乎所以。中国的GDP已经跻身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一百多位的排名,构成了中国最真实的境遇。过去的十年,中国不再是全球游戏的“局外人”,而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全球游戏里的中国角色将更为复杂:既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享有更多的话语权,但同时不能忘记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事实。那些把中国奇迹建立所谓“一天可以拆光一个城区”效率的认识,和提出“中美国”或者“G2”概念的逻辑,其荒谬并无二致。因此,我们需要更为冷静的心态。如果说三十年前那些刷在农村土墙上“走向世界”的标语,表明了一种融入全球化的迫切心态和恐惧被开除“球籍”的焦虑,那么改革开放,就是轰然打开沉重的闸门,以一日如同百年的心态奋起直追,从“全球化最大的实验室”到被称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买家”、“中国新钱”的故事成为全球语境中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如何理解自身的崛起,和世界怎么接受一个更具有力量的大国,将成为未来十年中不断回旋、往复、衍生的主题。
在这种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中,其间的认识如同镜中反射,既有自身原型,也有叠影重重。其中调性高低,角度之异,不仅有从历史演变过程带来的知识考察,也有基于全球权力体系的策略之考。最能体现这一旨趣的就是对“中国道路”或者说“中国模式”的辩论和反思。从国内角度来讲,有论者认为,中国模式不仅可以“特殊”,而且更可以“例外”,甚至“取代”以往的发展模式。而更为务实的看法是,中国目前的轨迹,与其用“中国模式”来概括,不如用“中国经验”来命名,而且,这种“中国经验”仍然没有脱离普世价值的框架,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对一些基本价值进行不断地确认和掘进。只有在宪政法治的框架下,不断拓深市场过程,让社会在国家和市场中充分发育,不断厘清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以自由推动发展,让国民共享发展,充满尊严地生活,这样的变革才可以持续,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自利性和掠夺性才会严格受到限制,才不像贪食蛇那样反噬自身。中国这些年的奇迹之所以发生,不仅有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归根结底还是改革红利。没有改革,这些奇迹将无从谈起,只有继续保持改革的勇气和智慧,未来才可以相信。
对于中国来说,选择市场经济道路,是极富政治远见和勇气的抉择。在市场经济建设三十年之后,依然有不少“深水区”需要突破,包括行政性垄断、要素改革滞后等问题,尤其是一直在提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寻找抓手纵深推进,归根到底,我们需要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走向反面。而从更长程的历史观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一系列的制度和观念的发酵和深入:像“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权利意识,像“政府应该有限但是应该有效”的法治意识。这些带有常识意义的基本意识的萌生和成长,一旦发生,就不可逆转,而且会在市场过程深化中产生的更多的化学反应。门窗一旦打开,风从世界来,这种进化是任何墙体和坝体都无法阻挡的。 信息社会带来的全球文明价值观的普及,以及新兴产业的兴起,将产生更多的横向的平等性人格的交往,从而改变以前那种纵向的差序伦理人格,形成从臣民到国民再到公民的进化。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无论是从总体的控制,还是依附性人格的消解,都是一服清凉的解读剂。计划经济对一个“超级大脑”的设计,将会导致对一个具有绝对权威性质的“老大哥”的产生,而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却是契约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地基,也只有保证了契约和权利的运行,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才是可能的。法治政府、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这种组合,在历史上的不断演进,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许,在这种演进过程中,既有缓慢渐进之时,也有突变疾飞之际。就像岩石中的气泡,在那些看似窒息的空间里,也会变成水滴,而水滴又会形成河流,汇入大海,而大海将拥抱所有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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