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出发，重新思考世界。相信未来。因为市场经济的历程一旦开始，就不可以逆转;相信未来，因为一个古老的大国有浴火重生的能力;相信未来，因为对于美好的生活，对于有尊严和正义的生活，人们总是心向往之。道不孤，必有邻。美好生活的根基来源于对常识的确认。我们“心灵的习惯”应该这样构成：自信(我们能够国富民强，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努力去选择幸福的生活)、自觉(我们有能力吸纳包括全球政治文明在内的普世价值，并对自身的传统和文化有充分的认同)、尊严(我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并且自由生长)，幸福(这是我们的祖国而不是异乡，在这里，我们能够安身立命)。而这一切，也是我们作为媒体共同体一员的新年祈愿。
《21世纪经济报道》从2000年11月23日试刊，2001年1月1日正式创刊，如今凡已十年。十年问道，其命维新。以新闻为志业，以公信力为生命线，以市场化为驱动力，回到现场，发现真实中国，坚守立场，源溯普世价值，这一旅程一旦开始，就永不停歇。创刊时，我们提出：我们的梦想就是国家的梦想。十年后，对于追寻现代中国的梦想，我们仍然矢志不渝。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天地与岁月辽阔，繁星与大海相拥。(作者为本报执行主编，十周年专题总策划)
失衡的世界，再平衡的中国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问题的提出
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局面可以用两大相关的失衡来表示，即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国际经济结构的失衡。要从这两者之间寻找因果关系可能非常困难。不管怎样，这种结局是过去数十年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他很多国家也是这样。
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中国的经济改革向何处去?从宏观层面来看，无论是中国的经济政策还是实际经济表现都离不开这两个不平衡。有一点是明确的，尽管世界经济的平衡会有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经济内部的平衡，但世界经济不会自动平衡。世界经济要平衡就必须首先要求各国经济体的平衡。并且，对各国来说，这也就是自己所能做的。就是说，中国要靠自己，通过改革来求得内部经济的平衡。内部经济平衡了，就会有助于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会为世界经济平衡做贡献。那么，内部经济平衡是如何来的呢?又如何能够求得内部的再平衡呢?
•“如何失衡”•
绕过“既得利益”的改革原则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开放性。开放分为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对外开放比较容易理解，也是人们一般理解的开放。把国门打开，开放给外国资本。但实际上，对内开放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对内开放就是把国家的经济过程开放给各个社会群体。这也是先易后难的过程。城市既得利益比较强大，那么先进行农村改革。在城市改革开始后，因为国有经济部门既得利益比较大，所以，先不要动国有部门，而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逐渐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也就是说，先不要不切实际地触动既得利益，而在现行的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等到新的利益培养出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新利益一方面对既得利益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新利益也能消化改革既得利益所产生的很多问题。八十年代分权和开放式的改革可以说导致了一种包容式的增长和发展，社会各方面都受惠于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导向型经济的转型。这个过程开始于八十年代，主要的任务是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完成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而之前，在意识形态层面，人们对国有和非国有、计划与市场等关系争论很大。1997年十五大正式提出“抓大放小”的战略和经济结构布局。“抓大”就是要学日本和韩国，建设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放小”就是民营化或者中国式的市场化。“放小”方面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内部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没有这个过程，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不会得到很快的发展。一些人因为看到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而怀疑“放小”的目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否定“放小”，很难想象当时那么大规模并且处于亏损状态的中小型国有企业会有什么其他的出路。“抓大”的理念也是对的，主要是要强化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竞争能力，但没有能够有效实施下去。国有企业越做越大，但“走”不“出去”，于是调转头来进入国内市场，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竞争市场。这是中国目前存在的大问题。
朱镕基时代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的制度。1994年分税制改革、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加入WTO等国际经济组织都是这个时代完成的。再者，这些变化也反映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上，主要是承认非国有部门的合法性和保护私有产权。
须以社会改革推进经济改革
十六大以来的改革围绕着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社会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为什么要社会改革?社会改革首先是为了“还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遭到破坏，或者说已经不适用，但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新的社会制度体系。而这些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实现。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应当强调的是，这些体制大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符合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过，原来的体制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通过社会改革重建这些体制是唯一的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可以为可持续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主要是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97-98年亚洲金融[3.65 1.39%]危机就已经证明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软弱性。当时中国政府也提出了要拉动内需。但当时的危机局限于亚洲，北美和欧洲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仍然有很高的进口需求。因此没有能够产生足够外部压力促成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但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中国真正感到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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