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真实中国

责任编辑：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12-27 22:52:14

　　这种社会市场化在两个方面不断破坏社会稳定。一方面，通过破坏社会、转嫁改革成本而获得高速增长，本身就是对大多数人基本生活资源的一种掠夺。1990年代中期以来，普通居民的收入在数目字上确实获得了稳步增加，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基本生活成本的增加速度，却是远远快于收入增加的速度。最近，当中国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增长的火车头，反映全民基本生活水平的恩格尔指数的上升却分明显示基本生活水平的整体下降。医疗、教育和住房涉及一般社会成员最基本的切身利益和生存条件，当社会的生存基础受到威胁甚至摧毁，那么，社会的“不稳定”也很容易理解了。另一方面，社会市场化导致的普通居民与“特殊利益集团”在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巨大落差，将中国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推向了新高。在近几年迅速激化的官民矛盾和地方政府信任危机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普遍的“相对剥夺感”。

　　•“如何回归再平衡”•

　　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

　　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经济要回归平衡。如何回归?

　　首先要分清楚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区别。两者不分即导致经济和社会之间的不平衡，也导致经济本身的不平衡。在经济改革成为主体改革的年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派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关改革思路没有考虑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分野问题，或者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政策上，没有能够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结果，在很多方面造成了社会政策的经济政策化，就是说，在一些本应当属于社会政策的领域，经济政策畅通无阻，甚至推致极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发生在经济领域，而社会领域是受国家保护的。但在中国则相反。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国有部门，因为有国家力量的抵制，新自由主义很难发生作用。但在社会领域例如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方面，新自由主义则大行其道，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近年来，社会政策已经成为主体性改革。人们不仅忽然发现社会领域已经被市场破坏得必须要进行改革了，更重要的是，进入社会领域尤其是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的既得利益已经变得无比强大，能够有效抵制政府的任何改革了。于是乎，一些人开始怀疑市场经济。再者，社会政策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因此凸现出来。很多人开始用社会政策的思维套用到经济政策上，怀疑经济领域的市场作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认知误区，那就是，社会改革者和经济改革者一样，没有能够区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正如社会政策不能经济政策化，经济政策也不能社会政策化。在经济政策领域，不能无限夸大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正如在社会政策领域不能过分夸大经济政策的作用。

　　实际上，在社会领域因为新自由主义入侵变得过度市场化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国面临着的是市场化不足的问题。这些年来，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仅没有深化，而且有减低的趋势。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部门。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和市场没有关联。在1990年代的改革时代，在实现企业公司化和法人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日后改革没有能够深化下去。国有企业的行为仍然不是市场主导的。这表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政府仍然视国有企业为自己的“自留地”。国有企业也仍保持着行政级别。另一方面，既然国有企业不是单纯的企业，那么它们就要利用政治和行政权力来搞垄断，形成人们所说的权贵经济，或者权力市场。

　　“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没有正面联系

　　从中央地方关系来说，需要改革1994年体制。中央地方关系在中国至为重要，可能比其它任何因素都重要。改革有没有动力、改革政策是否能够制定和落实，都要看中央地方关系。以经济再集权为核心的1994体制在当时也是应急之举，随后在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建设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到现在已经实行了很多年，绝对有必要进行再改革。1994年分税制改革改变了邓小平南巡之后分权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失控的情况。改革之后，财力迅速向中央政府集中，而此前中央财政高度依赖地方。实行分税制后，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很大一部分需要返回地方，但依赖的方向改变了，地方依赖于中央。尤其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终于首次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收税机构(国税局)。1994年税制改革的两个最主要的理由，一是强化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二次收入分配能力，即国家有更多的能力来改变区域之间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异。

　　这的确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增加。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所取得的高速而平稳的经济发展和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很大的关联。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集权在二次分配方面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当时所设定的目标，即减少社会收入不平等，基本社会正义还有待于实现。但分税制以后，社会收入差距也不断加速扩大。当时中国一些学者假设国家的二次分配能够达到社会公平，认为“账面上”的国家能力越高越好，但税收收入为指标的“国家能力”和国家促进社会公平的直接能力之间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正面的关联;相反，负面关系是显然的。

　　这其中的道理很容易从中央地方关系的角度解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在分权的环境下，一些地方政府大多实行藏富于民、藏富于地方的做法。但随着1994年分税制的实行，这种策略失去效用。越是基层办事的政府，财政反而越是困难。

　　而“地方穷”的局面必然导致“国富民穷”。地方政府需要生存，需要发展，因此就要向“民”和社会要钱。用学术语言就是要找到新的税基，如果找不到稳定的税基，那就得开辟一些新的融资渠道。一开始是向农村农民收费。各地的农村收费土政策曾经成为农民集体抗议的主要一个原因。农业税取消掉之后，地方政府就转向了农民的土地。现在土地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财政的重中之重。这已经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效应。其中之一就是房地产价格的飞涨。在抬高房地产价格方面，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城市土地市场居于垄断地位的地方政府需要高房价来维持高地价，而开发商又能够把土地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为住房是“刚性需求”。这一购房者根本没有参与的博弈结果，当然是以普通购房者的血汗来换取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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