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真实中国

责任编辑：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12-27 22:52:14

　　中国生产、西方消费，中国人积累、西方人花钱，一直被视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一个主要原因。要达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中国就要建立消费社会。中国要少存钱、多消费，而西方则要少消费、多存钱。也就是说，中国要通过建立消费社会来减少出口和增加消费。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这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设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看病、交通、教育等方面用不了多少钱，那么要存款干什么呢?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在早期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的消费水平非常低。但现在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不想消费，而是不能消费。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中国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

　　无“改革”下的增长

　　在没有社会制度建设的情况下，生产(通过投资)和积累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种趋势不仅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外部压力(主要是因为和西方的贸易不平衡及相关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而且也导致了国内发展多方面的不平衡。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再改革和再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和平衡的发展模式。但近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不良循环，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或这说，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社会的不稳定则反过来制约着改革和发展。一句话，不稳定是经济本身失衡、经济和社会失衡的必然结果。而失衡又反过来影响发展这个最根本的目标。

　　首先来看“无改革”。“无改革”指的是一种没有改革的客观局面，它并不是说决策者或者社会不想改革。想改革而没有执行或者执行得很差，就导致“无改革”局面。今天，方方面面的改革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或者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公司化、公司治理和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得不到深化。国企的规模越做越大，越来越多企业从规模讲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无论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从技术创新来说，中国的国企都无法和先进国家的相比。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显然没有达到。相反，随着国企的扩张，越来越没有边界，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央企和地方国企大肆挺进房地产等领域，国企很快改变着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保持相对平衡的格局，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实际上，国企是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人转移到少数人。如果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就能获利，那么国有企业就没有动力通过提高生产力和技术方面求进步了。也很显然，垄断型国有企业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

　　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尽管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法律上，非国有部门已经合法化，但这个部门仍然遇到一些实际政策的歧视。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也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融资要么是不容许，要么就是加以过多的控制。如果容许民间资本享有比较均等的融资机会，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是可持续的，因为资本会从过剩部门会流向资本短缺部门。在民间融资得不到发展而国家银行又不给有效支持的情况下，需要资金的非国有部门得不到发展，而资本过剩的部门没有投资空间，从而到处盲流，大势炒作一切可以炒作的物品，包括房地产。最近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情况，那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连同民间企业家流向了海外。因为全球化，如果中国内部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这种趋势会加剧。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为什么反而是在加速呢?

　　一个重要的增长源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这些年的成就是此前改革的“收获”。九十年代的改革和加入WTO等都为后来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基础。无论是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和此前的改革是有很大关联的。没有九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一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中国不会有此经济收获。

　　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来自于政府动员型的资源投入。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近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似乎从各种危机中找到了发展的动力。为了应付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非常有效的政策举措。例如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出台的4万亿“救市”措施有效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同时，以举国体制出现的大规模工程例如“奥运会”和“世博会”等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刺激效应，即“奥运经济”和“世博经济”。不过，应当说明的说， 来自于制度改革的收获是好的收获，而来自于动员型的收获只是暂时的。

　　“另类”双轨制

　　真正导致中国经济失衡的是不利于社会领域发展而得到的高速经济发展。为了促成经济的飞速增长，近十多年来，权力资本直接主导了“社会改革”，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像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国家不仅对私人投资都具有非常严格的控制和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国家投入最多的领域。很可惜，在中国，这些领域都在不同时期成为了一些政府部门代理人和私人投资者分享利益的暴富领域。首先，这些领域“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家应付危机的“强制市场化”。

　　一旦经济出现困难或者遇到危机，如九七亚洲金融危机或者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们都是以牺牲这些社会领域，推动社会的市场化来保住GDP增长的。其次，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保GDP，不仅不阻止资本无限制地流入社会领域，而且也加入这个行列，并经常成为主角。例如在住房领域，地方政府只有对扩张房地产市场有动力，而对于改革的另一面，保障性住房制度，明显缺乏兴趣。最后，正如垄断央企在国企改革中坚如磐石的垄断地位，国家工作人员的福利体系或者“特权”体系也俨然成为社会领域市场化狂澜中惟一的绿洲。最有权势的阶层可以最大程度地享受市场化所带来的好处而不需要承受市场化之痛，他们理所当然推进社会领域的市场化，而对社会领域市场化的负面效应毫无感觉。当前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的同时，社会领域已经过度市场化。虽然价格 “双轨制”已然消失，但以行政垄断和福利特权为标志的另类“双轨制”，在社会经济两个领域仍然并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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