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向社会要钱的方法就是地方政府和大资本的合作。为了让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多交利润给地方，地方就拼命向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廉价的工资和廉价的法律约束(尤其是在执行环保、质检、社保和税务法律方面)。这其中一个最常用策略，就是通过防止工人自发的组织，压低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劳工工资。这一情况在近年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最近所发生的劳工潮只不过是前面压低劳动者收入的反弹而已。环保和质检的问题也早已成为近年来民怨沸腾和地方政府信任危机的一个主要来源。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的局面已经造成了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某种失衡。很容易观察到一些很特别的现象。一方面，中央的一些政策越来越难以执行，地方有这种“对策”，这尤其表现在“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的领域。另一方面，地方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越来越依赖中央。这种依赖滋长了各式各样的权力寻租和“公关”活动。布满京城的驻京办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情况(现在要撤消驻京办，但可能会不得要领，因为驻京办完全是地方对中央的制度性依赖性的结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发生的地方企业“央企化”或者地方政府直接求助于央企的情况更是说明了这种趋势。与央企结盟是地方的理性选择，通过这种途径，地方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即政策利益和经济利益。很显然，和央企结盟，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一些本来通不过的项目，一旦央企卷入，就很容易得到批准。同样，和央企结盟也可得到经济利益，这不仅仅是因为央企本身掌握着大量的资金，而且也是因为央企对中央政府的巨大影响力，通过央企，地方很容易融资。
国企权势化、民企犬儒化
今天的国企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下的国企，权力加市场是今天垄断国企(尤其是央企)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使得国企能够在近年来急剧扩张，大量挤占民企的空间。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国进民退”。最近的报道说，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不及两大央企(中国移动[76.45 -0.39%]和中国石油[11.16 -2.28%])就是明显的例子。应当指出的是，国企的大扩张并不是说国企的强大。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经说过，中国国企只有500大，而没有500强。此前的“抓大”战略就是要强化国企的国际竞争力。今天国企国际竞争力仍然微弱，“走出去”困难重重。但当国企在国内市场在和民企竞争时，则显得“优势”十足。
央企化需要及时纠正。央企化表明，政府的规制越来越具有“左手规制右手”的性质。很多央企和地方政府是同一行政级别，甚至前者的级别要比后者高。鉴于行政级别在体系中的重要性，地方政权必然和央企在很多问题上发生冲突。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民企开始想和国企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这有些不可理解。民企和国企发生关系，和国企形成依附性关系。对民企来说，这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说穿了中国还是权力经济而非严格的市场经济，和国企发生关联是民企寻求政治保护的一种方式罢了。在实际政策领域，民企处处遭歧视。无论民企发展到如何强大，在权力面临都会显得无能为力。如果说，在九十年代国企和民企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各自创造着财富，那么现在的情形更多的体现为两者之间在抢夺财富，看谁抢得多。毫无疑问，面临强大的国企，民营企业纷纷败下阵来。“不安全”是民企的普遍感觉。这促使一部分民企开始寻找和国企联盟而得到保护，也有很多民营企业家被迫离开中国。更应当指出的是，经济集权实际上大多是权力的部门化，是部门集权。这也是“无改革”局面的成因。
这些现象都表明需要对94体制进行改革。最明显的就是在社会政策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环保方面的政策。所有这些方面涉及到社会成员的基本公民权问题。公民权应当是全国范围的。在这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的集权。现在中央政策具有政策制定权，但政策实施权在地方。更是因为在这些领域往往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很多政策根本落实不下去。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在财政集权之后，也要把事权(执行政策)的一些方面收归上来。这样做，就可以把“地方公民权”转型成为“国家公民权”。尽管这并不是说，中央政府要担负所有的责任，但必须要担负相当程度的责任，以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民权。不管怎样说，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在所有这些社会政策方面必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把国有企业转变成为公共部门。人们一直把中国的国有部门比喻成西方的公共部门，这是一大错误。西方的公共部门属于公共，属于社会和人民。公共部门受公众的监督，各国议会都有一整套对公共部门的监督和制约的机制。而中国的国有部门属于国有部门的代理人。这里存在着严重的“内部私有化”问题。国有部门的产权理论上属于国家，但实际上是国家的代理人拥有实际的产权，利用国家权力追求私利。国有部门要真正国有化、公共化。
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对国有部门规定一个边界。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本来的意义在于政府在涉及到国家整体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领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是，现在央企所从事的很多经济活动根本不具有战略重要性。国有企业的触角伸向了每一个可以获得利益的角落。因此，要给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规定一个边界。国有企业不仅要退出一些不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而且要把这些经济活动下放给地方，进行民营化。要深化市场改革，这一步必须走。在西方，当“看不见的手”主导一切，政府失去对其规制能力的时候，经济危机必然发生。中国则相反。当“看得见的手”或者国有部门主导一切，非国有部门或者市场对其失去制约的时候，经济危机必然发生。这是又一个铁的定律。
以国内平衡实现国际平衡
如果上述所说的主要是为了深化经济改革和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同样重要的是要建立消费社会。在经济层面看，建设消费社会除了要建设社会制度、去除普通民众后顾之忧以外，还必须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使人民真正具有消费能力。中国目前的状态是收入差异过大，社会过度分化。这导致了少部分人的过度消费(这一大部是对进口奢侈品“炫耀性消费”以及出国留学置产)和大多数人的消费不足的矛盾状态。要建立消费社会，首先就必须做到收入的相对公平。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努力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只有当大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成为消费社会。实际上，因为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的缺失，中国本来规模就不大的中产阶级正在面临风险。当缺乏制度保障的中产阶级陷入“房奴”和“孩奴”的境地时，今天的中产阶级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贫穷阶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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