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关于院方所提供病例为什么前后矛盾的问题，该负责人说，院方现在无法回答，也不想再做任何回答，所有应该回答的，院方已经答复过了。
“医生记录的什么，病人情况是怎样，所有的记载都在病例里，是错的也好，医生有无责任也好，病例都表现出来了”该负责人面对刘安质疑病例存在笔误回答说，“这不是存不存笔误的问题，客观上有误就有误。”
该负责人强调，就算医院有错，错多少，总要有一个裁判。
该负责人同时告诉刘安，你们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你们很好的证据，不管是通法院裁决也好，通过医疗事故鉴定也好，这些都客观不能改变的证据。病例写错，是客观事实;成洪珍死亡，也是客观事实，但是，两者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就必须要“裁判”来裁定，不然永远说不清。
刘安最后谈后医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是否侵犯患者知情权时，该负责人回答，你可以起诉医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
事后，记者对一些病患进行了调查，不少病患及家属认为，当伤患者在某医院进行医疗“意外”死亡，院方又会用诸多理由和借口来搪塞死者家属，或索性将死者家属推向医疗事故鉴定。
刘安在发给记者的一条短信写道：医方的态度强硬的背后是主管部门的撑腰!维权太难!
记者截稿之日，刘安依然无法面对自己和家人。
评论：
从成洪珍入院就医到死亡，遭遇到的漠然;从院方负责人与刘安对话，透露出的“现在只有这个条件”，不难发现，医患纠纷并不在于医疗设施的好环，而更在体现在工作作风甚或医护态度问题上。
应该说,得出这样的观点其实并不意外,甚至根本也算不上偏激,但仅仅是简单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或是对医护人员进行道德上的非难与指责,其实仍然只是看到了表象,至少并未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事实上,归咎于道德固然来得轻松快意,但真实的情形恰恰是,指望任何一个群体具备高于社会平均水准的道德素养,其实都只能是一厢情愿,但认为某个职业群体的道德素养更低,也同样不过是傲慢与偏见。从这个角度来看,医护人员的工作作风与医护态度问题的背后,显然还有其他因素。
现实中,不难看出,过重的工作强度不仅给医护人员带来相当的压力,同样也极大地挤压了他们与患者之间更多的沟通与交流,医护人员给患者留下冷漠寡言的印象,因为缺乏沟通而导致误解和纠纷,也就在所难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护人员数量的不足,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超负荷工作,身心俱疲之下,谈“态度”的确显得有些奢侈。
消解医患纠纷,当然离不开医患之间更多的交流与沟通,但假如医疗工作根本没有给医护人员留出这样的时间,甚至连基本的交流与沟通都成为奢侈时,其实未尝不是引发医患纠纷的最大隐患。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加医护人员的配置,舒缓医护人员的压力,为医患之间提供更多交流沟通的保障,看似与患者关系不大,但却未尝不是缓解医患纠纷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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